我號稱資深文化人，但其實日常生活很不文化。這個春天，我缺席藝術節，沒看《小團圓》，Kissin 和Pollini先後登台，我食指懶動，購票拜大師的意欲接近零。
朋友問我，你以前學習鋼琴，為何最近改學潛水？我說我密密上班，下班後又要去牛頭角尋找順嫂，生活逼人。但我知道這是藉口。翻看我的私日記，我見到不少毫不逼人的玩樂痕迹：吃韓燒、唱Ｋ（終於練成衛蘭的《陰天假期》）、看電視。真的看了很多電視。看得最多的是《大冬瓜》。
這件事，我跟文化朋友說過。朋友的反應，跟《危樓春曉》中吳楚帆發現黃楚山賣血籌錢交租時一模一樣：「吓，你賣血？」—「吓，你看《大冬瓜》？」 我沒有賣血，我只是追看《大冬瓜》，而且，對不起，看到口沫生津。對不起，因為我知道《大冬瓜》是傳說中的典型「倉底貨」—劇情馬虎、道具簡陋、特技兒戲、造型核突（以「冬菇頭」和「烏鴉嘴」為首），但我依然愛看。我知道我墮落，而且由兩年前追看同樣兒戲核突的《十兄弟》時已經開始墮落。
我想我其實喜歡兒戲。我喜歡玩泥沙、食雪糕，隨遇而安，好人有好報。我不抗拒核突，特別當「核突友」有半分自覺，知道自己流落街頭，分屬Ｂ貨，於是跟智叔一樣，緊守崗位，不扮高深，只求開心，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這種口含甜筒、不怕脂肪、無傷脾胃的放縱，我以前見過。那時香港還沒有那麼煞有介事，時刻想超英超美。《鹿鼎記》之後，遇上《大冬瓜》，感覺好像回到一個半星級的家一樣，半星，但終究是家。
圖：謝至德 文：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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