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20, 2021

港式文化研究,要擴闊視角,更要碌地笑話 — 第九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結語


 【文:吳俊雄(陳嘉銘紀錄)】

或者我先說一些舊事。我跟馬傑偉、呂大樂,在 2003 年搞第一屆研討會,今次是第九屆,我們就辦了三屆;最初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柴娃娃」在天臺燒雞翼,期間就說,不如我們「搞吓嘢囉」,是這樣出來的。

但辦了十七年,由 2003 年到現在 2020 年,中間的確發生了很多事情,裡面有很多「小橋流水」出現過。我記得第一次研討會,當日講到最後,又像是現在一樣,我們開始總結,我記得自己負責抄低一些總結的重點,即場寫低了很多東西;不久後(收齊論文)就到港大出版社準備出版,當時出版是不順利的,因為香港大學出版社未試過出中文書,而且是一本「幾虛」的書,講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題目。我記得當時的閱稿人,特別不喜歡我寫的那篇前言,他說「如果本書不能出版,就是因為這篇文章」(眾笑)。

港式文化研究三特點:邊緣、自由、貼地

為甚麼呢?因為我寫道,我們辦的是「港式文化研究」,是一樣全新的東西,我們的社會以後要站起來,注意這一班人會做頗驚天動地,頗劃時代的事。對方當時回覆是「甚麼叫『港式文化研究』?香港有這東西嗎?你證明給我看這是甚麼。」當時我感到困難,因為是有點「老吹」的 — 其實「港式文化研究」未開始、蘊釀中。

我大膽地寫了三點給他,說「港式文化研究」有以下特點:第一,是有班在學院邊緣,做正規學院不會做的東西,比如研究學術論文不願意刊登的題材,亦以中文寫作。

第二,是研究方法會「打自由波」。當時學院內最受尊敬的,是做一千人樣本的問卷調查,然後是更精細和密集的訪問,但我們標榜的,是只要你夠膽做,你可以訪問你媽,做「一個人的口述歷史」,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不拘泥方法,只看你的方法是否能解決你的問題。所以由首屆開始,已經是五花百門。我記得當時陳效能有一篇文是關於「Naming(命名)」,看香港家長如何叫自己的子女,是叫「俊龍」抑或「小強」,看背後有甚麼含意。這完全沒有所謂調查,而只是進入家庭,去查看出世紙等等,甚麼研究方法也可以。

第三,是一定要堅持「貼身貼地」,所選題目是你自己的興趣,亦跟香港環境絲絲緊扣,於是有時所選的題目會很即時、很當代;比如我記得第一屆就有陳韜文,當年七一的運動未完,他就寫了「七一對社會的影響」,即是人們在街上高呼時,他已開始寫,都是很即時很貼身的東西。

兩個世代的典範和呼吸

我當時跟編輯「拍心口」說,這三樣特徵,以後一定會發揚光大,其實是有點驚。這件事後來交棒,到張少強,再到鄧鍵一,辦了九屆,到今日可以比較確實港式文化研究的這三個特點,是很堅固存在。今早來到,我坐到現在,都沒有懷疑這三個特徵。但是 2003 到 2020 之間,當然有很多轉變,有兩個轉變,尤其聽過今日發表的論文之後,對我來說感覺特別大:第一,是與會者相當年青,陳韜文走了之後,平均歲數即時降低(眾笑),如果我走了,可能全場再降到四十歲之下。我覺得今屆報告的朋友,平均歲數是廿多歲或三十出頭,這是相當特別。第二,是題目非常集中 — 表面上講年青人,其實是講社會運動;表面上講性別角色,原來又是講社會運動。而且說社會運動,是指由去年發生到今日的那場社會運動,相當貼身貼地,相當集中。

我一面聽,一面覺得有頗積極的東西出來了,就是切切實實由我這代人,經過張少強之後,真的「交棒」了;而這個「棒」來到今屆,差不多可以看出兩種典範或兩個世代,同場出現。第一個典範或世代,就是我們這班「老餅」;其實兩個世代有些東西是共通的,一是大家都生於瘟疫,生於疫症時期 — 2003 是沙士,今年是新冠肺炎;2003 年有很大型的七一遊行,今年有更漫長的社會運動。但分別是,2003 年參加研討會的是上一代,2020 年的是下一代。上一代的意思是,我們參與者的關鍵成長經歷,是比如 1976 年、1984 年、1989 年、1997 年;而今日參與者的關鍵年份,一定不是這些年份,而可能是 2012、2014、2016、2019。所以那是兩種「Paradigm(典範)」,兩種關切,兩種感性,兩種呼吸的速度 — 年長的一班是「瑜珈式呼吸」,呼氣要花十秒,吸氣又要花十秒;年輕一代是打 Squash 的(眾笑)。我覺得今日我們幾代人一齊,即「港式文化研究」搞了九屆,還可以老中青三代同堂,用兩種不同呼吸速度,去處理一些香港貼身貼地的問題,其實是一件好事。

作為「老餅」的建議

我自己作為「老餅」,想件事變得更加好,再下一屆舉辦,或者有更年青的朋友,我覺得可以建議大家再想多幾點。

第一,是議題可以擴闊,即是「Make it wider」,或者「Take a wider view (角度擴闊)」,整件事可以拉闊一點去看。比如今日我很勤力想把不同的議題和想法「加起來」,發覺不容易加在一起。我了解了很多社會運動裡面的情況,例如不同人想法、不同的處境、文宣的狀態等等;但如果問我對香港社會了解了多少,我覺得有頗多空隙在裡頭。剛才我跟梁啟智談,同樣是研究社會運動,有時可以面向更大眾的社會文宣,舉例說可否研究蕭若元,他的「蕭NN」的網上廣播,報稱世界上有十億華人曾經看過他過去一年各種的評論,究竟他對華人社會有甚麼影響?對我們又有甚麼影響?— 這是所謂「Mass(大眾)一點的對象。

甚至不單是社會運動,因為社會運動始終是我們圈子常見的事情,卻不是我媽和家姐看到的東西;而香港其實「我媽和家姐」是佔大多數的,這班人其實在過去的一年或更長的時間,經歷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他們在看的《愛回家》卻沒有人研究 — 我知道在場有一個人會看《愛回家》,他叫曾仲堅;有人會研究《東張西望》嗎?還有人會看嗎?我知道有一個人會看《東張西望》,他叫吳俊雄,一個星期會看五晚。這些人可否「翻生」,或年青一輩可否走多一步,由社會運動的焦點,轉移到看大眾一點的對象?這讓我們如果要把不同的故事加在一起,也真的可以成事。

除了主題上要擴闊之外,視野上或分析的工具也要擴闊,因為今早李立峯一開始評論時的說法很好,一語中的,比如說香港 2012 和 2014 年的社會運動,是很轟動,很震撼,但他的說法是「那只不過是香港發展上一個 Moment(時刻),而不是一個 Defining(為香港定義)的東西」;一個「Moment」背後有「Thread」,不同的線頭和線索,並會聚集到一個時刻,才會爆發出來。再說下去,有不同的「Thread」,就會有各種「Path」,是不同的軌跡、不同的路徑;比如我記得第一屆,呂大樂說「無關痛癢的 1974」,表面上是無關痛癢,事實上是香港的「Path」——香港由戰後到 1974,再到之後的發展,殖民地很多的里程,又比如羅永生做了很多研究看殖民主義的發展,其實有很多「Path」令到香港所謂「Path Dependent(依靠軌跡)」,有些事行了怎樣的路徑,殖民的管治方式是這樣,去到某一個階段,所引爆的某一種行動,或誤爆的行動,跟這些「Path」是有直接的關係。甚至呂大樂說的「香港模式」,即一些「Path」走得久了,會生產一堆很堅固的模式(Mode)— 比如走了這麼久的經濟體系,有些選項存在,但也有一些選項不存在。

所以我們研究社會運動等等的東西,會不會有朝一日,可以跟這些「Thread」、「Path」和「Mode」扯上關係,令這個分析長一點、闊一點、遠一點?這就讓我之前跟別人「拍心口」說的的「港式文化研究」,會有更具體的東西走出來。

第二,是研究方式或平台;今日是比較少講的,但我感到大家都做得很辛苦,是「單幹」的狀態,每一個人在學院裡開發一個項目,用自己的方法訪問很多人或做實驗等等。這是跟早幾年,我所觀察的理想狀態很不同,比如有一次,是李立峯、梁啟智和曾仲堅的報告,做一個取得很多經費的項目,去研究香港政治、香港人心態和歸屬感,當中有一個大型的社會調查,再下去是一個區域性的 Focus Group(焦點小組)的訪問,然後更是一些詳細的深入訪談;這樣做的好處是,好多 Data(數據),可以互相通用、緩引和引證,而且對我們做這類研究來說,有長遠持續性是很重要。

現在最壞的情況,可能是我們這類研究或會議,一路下去會只剩下兩類人:一類是退休教授,另一類是「漂流講師」,如果這個研討會只餘下這兩類人,就不行了。那如何擴充這個會,令它不會只剩這兩類人?我想,這需要有一些人,能夠取得學院也認許的研究經費,然後開發和衍生一連串相關的研究,有些可以是「很癲」或「很 Edge(邊緣)」的;但無論「很癲」或並不「太癲」的題材,都可以是長遠的東西。

第三,是笑聲;在我的期望清單裡,如果有第十屆研討會的話,希望可以聽到多一點笑話,這是很重要的。而這是陳嘉銘告訴我的,他說對於 2003 年那一屆研討會,甚麼也忘了,只記得很好笑,「笑到抽筋笑到碌地」;我都覺是,奇奇怪怪的,也很有共鳴,甚麼也忘了,只記得陳韜文的笑話真的好勁,比如他將「七一」這個名詞變了動詞,即如果政府再做一些不利市民的東西,「我會『七一』你」,「五十萬人上街『七一』你!」(眾笑)。那時「笑到碌地」,沒齒難忘!那真是我們當時的集體回憶,笑話實在太勁;笑話勁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今日都很不開心的社會。朱順慈常常問我「Dr. Ng,有甚麼解救啊?好慘呀!」我會說,講多一點笑話,笑話對身體好,而且笑話是港式文化研究的「商標」。

港式文化研究,其實很需要一種「Lightheartedness(輕鬆心情)」 — 即是說你對香港社會有怎樣的想法,用怎樣的態度去研究香港社會,有時是不可以壓著膊頭,雙眉深鎖去研究。因為香港最特別的地方是,自開埠以來,都是一種邊緣狀態,都是一種不可以自主的狀態;一路以來香港這麼特別,就是因為香港採用自己的方式,比如香港的報章文字之所以厲害,原因是它不像台灣或大陸的文字,因為它有一種「Lightness(輕巧)」,有一種「Fleet-footed-ness(輕快腳步),即社會在變,我們隨著去變,然後看看社會如何,再重新掌握。當中有很多,是以一種笑的態度,去對待一個世情,所以我時常希望多聽笑話。今日也有幾個很出色的笑話,如果真要為笑話頒獎,有些都可以獲獎 — 比如有一個說「我咁年青我點諗到咁多嘢吖」(眾笑),相當厲害!今早也有另一個「好正」:「李立峯喺度,好大壓力啫!點回應呀?」(眾笑)這些很好,相當港式。我覺得最好是葉蔭聰,他的笑話,大家聽不出來,但感覺到,是他說到「香港已死」,他的口罩下是微笑。

我覺得港式文化研究,如果將來做得好一點,應該有這三樣東西:第一,是 Longer View,Wider View,可以聯繫昔日典範裡,有特色的地方;第二,是有大一點的平台,不是「單槓」,而是有一些制度化的經費,可以幫研究持續下去,而這又可能要靠「中坑代」,即一些尚未退休的教授,可以做到學院裡的要求;第三,是多講一些笑話。


(原刊於立場新聞,本文為 2020 年 11 月 7 日第九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結語)

Wednesday, July 5, 2017

《頭條新聞》的來龍去脈 一個節目的誕生

明報 D06 | 世紀人文‧關懷‧視野 | 世紀‧香港小歷史 | By 張惠儀 2006-04-29

編按:香港電台近年常常成為香港媒體上的新聞焦點,近日更因審計署最新一期審計報告而成為頭條新聞。其實,港台歷年製作過不少好節目,尤其在十多年前就製造了不少《頭條新聞》,備受注目,得過肯定,也受到批評甚至抹黑。這個每次只有半個小時的電視節目,究竟是如何誕生,中間又經過什麼轉折呢?由一位與此淵源甚深的製作人來回顧,實有助於我們清楚了解這個節目。

前言

相信在香港電視史上,《頭條新聞》肯定是受過最多批評及談論、甚至是抹黑的節目。短短半小時大氣電波的跌宕,竟也動了江湖,承載了過多權謀計量的爭持,卻又好節目我自為之地繼續播下去。然而外面揚揚沸沸,卻又沒有誰認真看看這個節目的構成及內涵。其實《頭條新聞》是香港電視史中,創意及製作上的獨例。比港台更有客觀條件製作這類節目不大乏「台」,不過多年來《頭條新聞》還是只此一家。

除了草創期的摸索階段之外,這是一個由一位監製、兩至三位主持、四名全方位的編導/助導/記者主理,間或有一兩名客串寫手/資料搜集助拳,多年來維持年終無休的每周製作。他們別開生面地把歌論時政、嬉笑地臧否人物,以「娛樂」軟手法處理硬題材,對青少年特別奏效,若問社會意義,功在隨緣說法,促進社會時事討論,提升幽默指數。

多年來,《頭條新聞》開社會、政治、人物的玩笑,都是抒情的、移情的,盡了現代傳媒對社會的言責;手法從來只是調皮,不存惡意。這點「奀皮」恰恰是香港社會文化的精義:總要說上幾句,弄不好討來一頓打,然而罪不至死。只是有些持份者改持長鞭,配以哈勃望遠鏡審視,也就不太好玩。而江湖傳聞,大部分當事人根本未看過相關節目,全賴旁人轉告云云。

傳聞不論,還是回歸事實,請看與《頭條新聞》淵源最深的製作人張惠儀的代言,還它一個本來面目。

《頭條新聞》:從 1989 年說起

《頭條新聞》在89年4月4日於亞視本港台首播,由資深廣播人吳明林和黃志強先生主持,兩位當時已是港台高層,既負責行政事宜,又醉心電視製作,他們不只主導節目的風格和內容,每天更有說不完的傳播界趣聞,振奮同事們疲憊的腦袋。

節目面世不久,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隨即開始,事態日漸發展,牽動每個香港人的心弦,電視媒體剛巧成了製作人的樂器,我們隨着時事譜出新樂章,每星期準時為觀眾演繹,節目亦日漸有口碑,播了十三集,便移師到無線出街。

民運亦間接促使時事MTV的出現,由於當時出現很多膾炙人口的民運歌曲,加上每日都發生比電視連續劇更出人意表的新聞,蕩氣迴腸的歌唱碰上激勵人心的畫面,瞬間便成為《頭條新聞》的標籤之一。而幽默諷刺的節目定性,與民運更是關係密切,對每天所見所感,主持人其實絕對不敢怒罵,但會禁不住苦笑,又或是哭笑不得,由以下一則對談可見一斑:

1989年7月4日

甲:中國總理李鵬話,軍隊一個月前在天安門開槍,係因為保安部隊冇足夠橡膠子彈同催淚瓦斯,而且水炮亦不足。

乙:講開又講,中國點解咁缺乏橡膠呢?

甲:用咗做橡皮圖章囉!

兩位主持、監製和編導為求精警的對白時常「打拳」,即「度橋」是也,由於好橋難求,幾乎連頭髮也抓甩!出鏡演出更加講究,說話要徐疾有致,講PunchLine之前要略作停頓,以吸引觀眾的注意;眼神也十分重要,講求「關目」,像演大戲的大老倌一般!

做節目可常常借故聽歌,看似優差,但找合適的歌詞也非易事,最理想是找到耳熟能詳的歌曲,配上新聞片後得出意料之外的效果。舉例說,我曾用DreamDreamDream襯立法局議員開會打盹畫面,這是意料之內的揀歌方法,乃單純的「直線思維」,製作難度是初級;而有次施永遠先生揀《一人有一個夢想》,配上中英雙方在過渡期的矛盾事件,要用「曲線」及「跳躍式思維」,難度則是高級。

記得中英爭拗升級,肥彭和魯平不停過招,中方欲另起爐灶,李鵬飛居中斡旋,我忽然想起一段《西廂記》的粵曲,內容是紅娘勸夫人,讓小姐與公子共諧連理,以免日後「楔灶罅」,於是靈機一觸,把紅娘的角色套在李鵬飛身上,魯平化身夫人,肥彭變成小姐,並將概念與平面設計師江建民先生研究,一夜之間,他便製成多張簡單的電腦畫,經剪接師略加剪輯後,維肖維妙的政治漫畫MTV《鬼馬紅娘》便面世了。

另外一次較為特別的MTV,是用泥膠公仔做主角,事緣九七回歸在即,想點首《前程錦繡》贈末代港督。一天我剛巧路過動畫組,看見同事製作一個手掌般大的肥彭泥膠公仔,由於早已選定歌曲,動畫同事對此曲也甚有共鳴,所以做得投入,效果棒極了,尤其難忘的是,肥彭掉了兩滴眼淚的特寫,原來是用針筒唧水滴製成。

這一集節目還有一段較特別,就是長約九分鐘的串燒歌———林子祥的《十分十二寸》,我將回歸前十五年的大新聞,融合在這首節奏明快的歌曲中,讓觀眾過足聽歌癮!

《頭條新聞》總是百無禁忌

為免悶走觀眾,久不久也要搞新意思,例如96年初曾經在錄影廠搞年夜飯局,請來政圈名人,一邊吃着蒸汽騰騰的火鍋,一邊熱哄哄地暢論回歸,之後還有天才表演和唱卡拉OK。其實當年做時事節目不敢邊吃邊談,一來食不言寢不語,二來擔心食相不雅!不過,《頭條新聞》總是百無禁忌的!

97年播出的第一集也甚難忘,吳明林先生提議開電車派對,請即將落車、不能過渡九七的一些立法局議員,以及幾位臨立會議員參加,他自己則穿上電車售票員的服裝,還背着錢袋售票,說要滿足自己的兒時夢想,狀甚惹笑!派對後,又走進元旦遊行隊伍中,問參加者對香港前景的心聲,最後入馬場走訪馬迷,全集節目扼要地帶出香港在九七來臨的光景———馬會照跑、自由未必依舊,且無奈要面對另起爐灶的政治困局。

「 棟篤笑」 環節

同年又加

入「棟篤笑」環節,由新聞觸角很強的林敏驄先生主持,當年來說,娛樂界名人做時評也算罕見。適值政壇因即將誕生新特首而鬧得熱哄哄,林先生竟拉了我們的攝影助手同場演出,事關他的後尾枕十分似董特首也!雖然每周只有短短兩分鐘的環節,但旋即吸引多家傳媒採訪,關注這類諷刺笑話能否捱過九七!

事實證明,九七後節目仍在,雖然每年播放的集數大為縮減;棟篤笑的環節也在,但主持早已變了,由綽號超人的林超榮先生主持,且在2001年尾鬧了很大的風波。其實塔里班事件,源於諷刺當時施政,但卻成為愛國愛港人士的心中刺,自問政治敏感度不足,料不到事會至此,但試想,若製作人常常抱着左閃右避的心態做《頭條新聞》,這節目壓根兒也不會一直播至今天,仍讓人津津樂道吧。猶記得回歸前,我曾做過一首時事MTV,諷刺肥彭與魯平搞對抗,江建民先生把肥彭畫作頑童,魯平則成為怒氣冲冲的媽媽,還把小肥彭的短褲退了,摟在懷中,並用乒乓球拍,狠狠地打那光光的小屁股,看官都哈哈大笑,卻從沒有收過投訴,唉!惟有輕嘆此一時彼一時也!

從回歸後至塔里班事件發生,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的種種變化,製作人個個心中有數,連主持也明白,但我們都敬業樂業,繼續小心地嬉笑怒罵,正好後來遇上了兩位戲劇發燒友古天農先生和盧偉力先生,於是嘗試將戲劇元素引入去,一來嘗新,二來可避免直接月旦時局,改用影射手法諷刺時弊也!曾借過不少電影及電視的橋段,時裝古裝連武俠片也有,包括如來神掌、黃飛鴻、上海灘、精武門、賭神、智取威虎山、包青天、難兄難弟、雙星報喜等。幸得港台的一眾幕後群英,包括佈景、道具、美術、服裝、化裝各部通力合作,才能在極短的製作周期張羅到一切應用物品。

後來又以英國諷刺劇YesMinister為藍本,製作了《今日搞邊科》短劇,由盧偉力飾演憨厚的盧科長,古天農飾深諳為官之道的古秘書,將時代背景設於民初,以借古諷今的方法,笑看當時新設的高官問責制產生的種種問題。

後來盧科長辭演了,之後,董特首也辭官去了,《頭條新聞》停播之說雖擾攘多年,至今仍是似無還有地做下去。誠然,高質素的諷刺時弊節目,不只能提高觀眾對社會的關注,更可鍛煉從政者的胸襟,從而及時和準確地掌握民情,完善施政。詩大序云「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先賢鏗鏘之明訓,行之有效更逾千年,今日正是強政勵治之時,《頭條新聞》又豈能或缺!

Friday, March 17, 2017

還政於民

P28 | 副刊-文化 | 城巿筆記 | By 梁款 | 2003-08-04

  七月一日,走在銅鑼灣的大街上,我喊了很多口號,喊得最亢奮的,是「還政於民」。八月一日,躲在家中的廁所,我想起許多事情,想到最入肉的,也是「還政於民」。

  什麽才算「還政於民」?

  「政」者,眾人之事也。由民眾自己打理自己最切身的事情,本來天經地義。過去幾個世紀,全球各地不少仁君下台、暴君走難,證明還政於民是時代的大趨勢。

  問題是,「還政於民」口號偉大,但內容抽象,它因著不同的政局、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內涵。我好想知道,今時今日,怎麽樣的「還政於民」才會令到劉德華和五十萬個上街的香港市民心悅誠服,笑著收貨?

  民眾怎麽想,要待陳韜文和鍾庭耀繼續努力發掘。我倒很清楚自己怎麽想。我知道目前在市面流通的兩種「還政於民」的方案,我是不會收貨的。



兩種方案



  第一種是「董式方案」—態度表面上誠懇(「市民的聲音,我是聽到的」)、姿勢相當感人(「七一那一夜,我無法入睡」)、舉動盡量得體(連漢奸都接見),但實質的政治改革跟香港隊頑抗利物浦的結果一樣,全場掛零(依然相信「我PR有錯,但 Policy 是強項」)。

  第二種是「倒董方案」—葉劉下台、阿松下台、擱置廿三、楊永強不查楊永強、阿董下台、○七普選特首、○八全面直選立法會。一切明碼實價,步步進逼,由議會到街頭,裏應外合,把議會的權力還給人民。

  以上兩種「還政於民」,一種偏聽,一種偏食,兩種都不能令我聞歌起舞,心有共鳴。它們都無法能答過去一個月我反覆盤問自己的兩個問題:一、香港有什麽樣的「民」?二、香港行的是什麽樣的「政」?



香港的「民」



  七一在崇光十字街頭滯留那一小時,我見到兩個港式的「民」字。第一個是「民眾」。

  「民眾」原本跟英文的 mass 字有淵源,它強調人多勢眾、庶民當道。用在七一的人身上,我覺得 people一字,更加準確。七一遊行有一半民眾是初度登場,對大會路線和遊行儀式,純屬邊學邊做。他們衣著普通、相貌平凡,性情上討厭無能的政府和無人性的政客,姿勢上喜歡大搖大擺,最怕縛手縛腳。說得肉麻一點,港式民眾,爛撻得來其實帶點純真。

  第二個「民」字,講的是「公民」性,即英文的 citizenship。「公民」神奇的地方,是他們承認人間先要有「公」,才有「民」。五十萬人上街,沒有踏死一隻螞蟻,七月三次遊行集會,豎起中指的人少,封余若薇做偶像的人多,這是奇迹,也宣告了「公」字已經到臨香港。港式的「民眾」喜愛大搖大擺,港式的「公民」喜歡談情說理。經過沙士肆虐、二十三條襲港之後,「公民」更堅持要談扶危濟世、維繫整個集體的心情,以及說服己服人,可持續到下個世代的道理。說得誇張一點,七月一日我見到的港式公民,有足夠的腰力和腦力去批評政府、監察政客(包括民主派)和將做人處世所需要把持的「公義」的「理性」呈諸於世。



香港的「政」



  香港的「民眾」和「公民」,並非在七一當日從天而降。相反,他們在香港歷史三十多年來的襁褓中,並由香港畸形的政局一手養大。

  九七之前,殖民政局封閉,香港人長大成「民」,不是靠政治動員,而是靠民間點頭互認,其中又以嫁羡的作用最大。自無線電視啟播以後,嫁羡通過戲劇、勁歌頒獎和新聞報道,展示民生、塑造團隊、推介香港成功故事,成就了馬傑偉所謂的香港人的「公眾面譜」。後來,香港慢慢在「政體」以外建立了一個左右市民脈搏的「公眾輿論群」。這個「群」有兩個主角:一個相當大聲的嫁羡和一群極度八卦的市民。三十多年來,嫁羡與民眾在封閉的政體以外,實行你肯講、我肯聽、聽完再講的創舉。九七前後,因為政體進一步鳥籠化,講的愈來愈大聲,聽的愈來愈「諸事」,嫁羡的輿論軸心更由不自覺地爛口的星爺交棒到自覺地爛口的毓民和比發哥更大聲的大班。電台烽煙節目、報刊專欄社論和新興的互聯網進一步令這種事事月旦的風格深入民間,讓民眾由霆鋒入獄到葉劉下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造成了一個密集到令人氣喘、夾雜潮流盛事與政治批判的公眾輿論大迴環。上星期董建華到大球場找奧雲握手被球迷狂噓,聽到的正是這個民政大迴環的呼叫。

  近幾年,這個「公眾輿論群」更加有質的轉變。不少我多年崇拜的知識偶像(例如曾樹基、張炳良)和近期愛上的新人王(例如梁家傑)紛紛盛裝登場、努力寫作。此外,無數知名和不知名的民間團體在婦女、環保、社區經濟、市民權益、教育理念、另類親子和非典型食式等問題上,織繩結網、互通有無、眾聲喧嘩,在媒體內外探索不一樣的香港路。

  這個公眾大迴環轉數快,能量大,參加者既可洩慾,又可增廣見聞,漸成民間意識的大磁石。香港市民超級精靈,政體超級遲鈍,畸型的政治布格,製造了畸型的民間政治力量。談香港的「政」,一定要由這裏開始。



四點教訓



  以上關於港式的「政」和「民」的觀察,幫我確認了幾點教訓:

  ▁公關式的還政於民,正如星爺所說,一定會受到萬民唾棄。

  ▂改革選舉、搶椅霸位的議會政治,是還政於民的底線,不是全部。

  ▃真正的還政於民,要保住和發揚香港那個獨一無二的—壯大和豐富那個有狗吠同時有哲人寫詩、同時有平民八卦的「公眾輿論群」,堅持言論要自由、工業要有創意、群眾要有聲音和視野。

  (4真正的還政於民,要保住和發揚香港正在茁壯的「民」。它不能姑負正在努力掙扎成長的港式公民,霸位之外更要盡量打開有關法治、民主、人權和非典型社會生活議論和實踐的空間。第三條路不是空中樓閣,它是用來行的。

  七一之後,前路漫長,還政於民,要由現在開始。

文以載道—○四香港特別版


P28 | 副刊-文化 | 城市筆記 | By 梁款 | 2004-08-09


  上星期全城焦點集中在大班的茶杯和俞琤的眼鏡,作為讀書人,我想講梁文道。

  在我心目中,梁文道有點像我的偶像米高奧雲:天才橫溢,英氣勃勃,年紀輕輕,但總覺已在道上行走多年。我跟梁文道不算深交,但因為在香港跟我一樣姓梁而又喜歡讀書的人不多,過去幾年,我跟他在不同場合時有碰面。

  二○○三年六月一個黃昏,我在牛棚和梁文道相遇。他因為牛棚藝術村又試停電,爆了一輪粗口,然後靜靜對我說:「七一的遊行,我不會出席,那天我會到商台上班。」那一刻我的心情跟他的面容一樣,一半期待,一半悵惘。我悵惘,因為我一直認為梁文道是草根文人的典範;他口才出眾,文字動人,遊行的步姿和道具都極有水準。他在反二十三條遊行時抬出來的那個神高神大的關公像,一早已變成我的私人錄象系列的珍藏。梁文道暫停遊街,是大家的損失。

  但我也有期待。一個懂得爆粗又喜歡吟詩的讀書人,步入滿布茶杯和雷霆的商業電台做台長,肯定會擦出火花。從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這一步更充滿劃時代的象徵意義。

  港式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一詞,最初由歐洲文人發起。它說一個「公民」真正當家的「社會」,一定會有公平的代議政制、成熟的政黨政治,它強調公民互信互重,在議事場或路邊咖啡座月旦世事時,堅持有理據、重程序和包容異見的胸襟。

  「公民社會」是歐洲文人用來量度自身社會發展的一把尺。不用梁文道提醒,我們也知道這一把尺在香港並不適用。歷史上,香港是一個殖民地,它甚至沒有見得人的路邊咖啡座。但香港有坑口的大牌檔,而正正因為它長期沒有公平的政制和成熟的政黨,民間的噩夢和訴求被迫繞道轉型,慢慢就成了一個百分百香港製造的另類「公民社會」。在梁文道踏入商台之前,港式公民社會已經有如下的特徵:

  1市民自覺是香港群體的一分子。這種感覺最初由媒介演藝聚焦催生,因此市民在性情上一般都外向、八卦、每事問。

  2香港公民感覺在天災人禍中成長,每次水淹過後,集體良心會怱然發大。

  3六四到九七之間,市民的良心和憂慮不斷發大,發聲的任務慢慢由歌神移交到一報一刊兩支咪手上。

  4在董建華管治的「七個好年」,政治封閉進一步激怒民情,一個「政府發癲–媒介發炮–市民發茅」的民政大迴環不斷重演,正式把港式公民社會的面容寫下歷史。

  這個公民社會跟鄭大班的節目一樣,榮辱互見。它的優點是大聲、貼近民心、正義感強。它的缺點是太過大聲、大過貼近只是一部分人的民心和太過相信原始的正義感比其他一切的考慮都要強。過去七年,對大班、對港式公民社會的批評不絕,而批評最烈、要求最高的正正是知識分子。梁文道熟讀洋書、崇拜關帝,他步入商台,代表了讀書人正在介入公民社會,實踐「一起慢慢來,說不定可以改變些什𠎀」那種既可愛又天真的理想主義。

  當然,這不是梁文道一個人的搞作。讀書人論政,由來已久。但九七之後,讀書人介入港式公民社會,在議事堂、咖啡座和大牌檔月旦世事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見。在梁文道開咪之前,我們已見到吳志森下海,蔡子強發聲,之後我見過湯家驊在遮打花園獻唱、張炳良在軒尼詩道喊咪、梁家傑在九龍東洗樓。我覺得這些是港式公民社會提升發展的新契機。我期望讀書人可以變成葛蘭西筆下的「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把香港社會的「演藝人格」、「庶民激動」與「哲人深思」糅合為一,發展出梁文道所謂的「有知識、有態度的文化視野」。

  公民社會潮水式的漲退

  梁文道退出商台,我的憧憬卻依然未退,因為多謝讀書人和媒介前線工作者的努力,我見到港式公民社會在過去幾年的確有了迂迴深遽的變化。

  首先,港式公民社會支持民主,但不一定投靠(議會內的)民主派。它毋忘六四、反對二十三,但很明顯地不是逢董必罵、逢中必反。這一點在沙士疫症、愛國論爭和兩次七一遊行前後民間的論說清楚不過。梁文道本人在步入商台之前,兼職在鳳凰衛視發聲,在國內積聚了一班擁躉觀眾,正是因為他分析國情港心的取態開明,以理服人。港人崇拜四十五條關注組,道理亦屬如此。

  此外,港式公民社會正逐漸變成一個既重感性又講理性或梁文道所謂的既「談書論世」又「肝膽相照」的民間實體。今天文化人評論大班功過,事必以「我本人認為他實在太大聲」的按語行頭,然後以嚴謹的萬言剖析作結。梁文道說,沒有勞浩榮等幕後功臣的專業支勅,幕前的茶杯節目勢必不成氣候。陳韜文最激烈的大班言論,最終還須通過日漸成熟的平民智慧的檢閱,才可走入公眾議程。這些說話,俞琤應該謹記。

  最後港式公民社會繼續無組織、無綱領,它以潮水式的身段,漲退轉型,靈活結網,學懂天涼發聲,天熱暫時忍口,因此生命力特強。

  眼前急務

  梁文道回到牛棚,會繼續打釘結網,港式公民社會也不會因為他的退而封咪拆台,退出歷史。相反,梁文道的退,令我提起精神,認清眼前幾件不能再退的大事:

  1我弟弟說,蔡文堅只適宜做足球評述,烽煙聽眾說周融做主持「閃爍拖拉」,提醒了我幸福並非必然,好的電台民意節目一定要堅守。懷念梁文道,保住吳志森,是當下急務。

  2言論自由的問題要天天講、月月講,找陳文敏講、找鄭大班講,你講、我講、大家講。

  3講言論自由要有水準,保障言論自由要有機制,梁文道提出要在商營媒介的股東與編輯之間設立一道有效的屏障,既參照國外,又符合港情,我們要由此出發,細心建造。

  許多朋友說茶杯風波帶來一個三輸局面,我不同意。香港公民社會一直在危機中長大,每一次的挫折,都變成大隻佬所謂的「人生的歷練」,歷練之後,是更大的堅持和螺旋型的向上重生。這對梁文道、對香港社會,道理如一。去年梁文道到我的課堂講課,我生平第一次聽到學生用「好英」兩個字去形容一個講者。梁文道天才橫溢,英氣勃勃,相信很快我們又會見到身心健康的他,繼續為香港公民社會建造橫樑,文以載道。

Friday, October 9, 2015

請用學問來說服我 陳國邦

壹周刊 豪語錄 2012年11月22日

陳國邦收起太監腔,說了一個故事。

中五畢業前夕,某人一心考入理工學院,打算將來做個什麼技師也好。還未開業的演藝學院來招生,找個外籍人士假扮教學官,混在學生中間,鬧爆演藝學院浪費時間,演技並不是一門學問。

某人心情興奮,期待罵戰繼續,最好動武。演藝學院那班宣傳大使隨即下戰書,要教學官上台合演即興劇。教學官欣然接受,一路演,一路除下假髮假鬍鬚。某人才恍然大悟。

「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體會演戲的威力,可以令觀眾的情緒跟隨跳動。演戲,的確是一門學問。」陳國邦抹了一下眼鏡片。故事往後發展,不用細表。

遺漏了一部分。整間中學,整班中五畢業生,當日之後,動身投考演藝學院的,只有陳國邦一人。禮堂之大,大概得陳國邦認同演技是一門學問。

或者,是認同學問有用。



壹:懷才不遇?

陳:我拍第一齣電影就提名金馬獎,有電影不拍,加入電視台,貪電視台產量大,發揮機會多。四年下來,文員仔依然是文員仔,主任也去不到。薪金由五千五加到九千五,別人卻個個月入過萬。那時,話離開就離開,未有後路。

給人稱讚演技出色,十年有多,我得到什麼?我愛看書,看書令我增加學問。很多科學家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功勞都被歸去另一人身上,一直籍籍無名,要事隔很多年,才獲歷史學家平反。我陳國邦算什麼?頂多只是一個有九成觀眾讚好的演員,有什麼大不了?

我用這種方式開解自己。

壹:觀眾的讚賞,幫了你,還是害你?

陳:有時,真的情願無人讚。

無人讚,知道自己差勁。但你不斷讚我,不斷話我好快得到大禮物,我由十幾歲等到三十幾歲,很難不懷疑大家在欺騙我。

有人讚,對於一個人的成長是種推動力。也令我產生很多無謂的憧憬。

拍電影的幾年,拍到《飛虎雄心》。兩、三年間,不斷扮演警察,扮到連金獅影碟都有陳國邦一欄。

自大呀!以為陳國邦的演技好到做什麼角色都可以,於是刻意接拍《廣州殺人王》,又強姦又殺人。結果,一夜之間,所有警察角色也不再找我!

說懷才不遇,說控訴,那時的力度最大,甚至覺得香港的觀眾根本不懂得睇戲,只懂得看形象。

壹:是你不夠好,還是觀眾水平不夠?

陳:是市場太細。

羅文、梅艷芳那一代歌手,即使三、四線,也唱得,偶像派頂多得一兩個。到偶像派抬頭,舊一輩的接近消失。他們當時還未過身呀!說明什麼?說明香港的觀眾資源在同一時間只足夠支持一種風格。

以前,我相信有能力等於有成果,慢慢明白技術不是最重要的範疇。做人才是。任你能力再高,無法跟世界融合,只會阻礙機器運作。

壹:即是要奉承才可以生存。

陳:有一、兩年,我刻意去應酬交際。不過,你想擦鞋,也要受者肯接受,肯俾你擦。擦鞋擦得成功的,我衷心欣賞,當中也充滿學問。

又或者,是不是可以演得嘩眾取寵一點?我不是不屑,是無能為力。

娛樂圈始終是為觀眾帶來歡笑的行業。只是,你要我一味擺甫士,我做不到。我看阮兆祥扮《鄉下小姐》卻看得很高興。

這不涉及任何高檔與低俗之間的抉擇。或者,每個鑽研演技的人總有一些包袱。

六合彩

壹:古明華就要靠蘇基才被注目。

陳:同樣是演藝學院出身,十多歲,我已經認識古明華。大家都同樣捱了很多年,看見他彈出,我打從心底高興。

最後,如果古明華贏了我,我接受。我比他幸運得太多。

演戲是我興趣,也是我職業,同時令我不用擔心生活。我已經比很多人幸福。

壹:新劇跟黎耀祥合作,少不免以此作為目標吧。

陳:是天時地利人和。

上次在《紫禁驚雷》,我飾演康熙,我自問演到與別不同。無人品題。今次的《大太監》,如果我的戲份搬去第十五集,效果已經相差好遠。怎似現在顯示出陳國邦的努力與能力?

黎耀祥第一次得獎,我收到幾個短訊,都是公司同事傳給我的,大意是希望我成為下一個。有這樣一幕,夠窩心了。

壹:有妻有女,事業心不會被取代嗎?

陳:你問我滿足不滿足?我滿足。對成就與榮耀的追逐,是比以前放低了。我依然想要!

像六合彩,有錢的人想中,窮的人更加想中。單細胞生物也會選擇在最合適的環境中繁衍,何況我們是人類?怎會不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壹:一直沒意圖生育,為什麼改變計劃?

陳:我的確不喜歡現存的社會,對太多事情無能為力。簡單點解釋,我跟羅敏莊連對自己的星途也無法自控,實在不想看見下一代經歷同一樣的成長路。

地球也即將滅亡啦,仲生?太自私,只不過是為自己高興。

是年紀愈大,心態開始改變,由當初很決絕的抗拒,慢慢變成可有可無,而在未到好渴望之前,太太已經懷孕。就是這樣順其自然。

壹:羅敏莊的樂天,中和了你的冷靜吧。

陳:完全錯誤。

羅敏莊很幸運遇到陳國邦,因為陳國邦令她的人生起了重大轉變。

她在應付懷才不遇的能力上,比我差很遠。她跟陳慧琳同年出道,一齊奪得新人獎。我們剛相識時,每次談起這些經歷,她也忍不住哭。她不是大眾眼中的豁達。

反而是我的理性,使我對事業不順境處之泰然。羅敏莊欣賞我,所以願意聽取我的分析,會慢慢認同,會接受。其實是我開解了她,幫她解開了死結。

人大了,會愈來愈多衡量。行左,計較得到什麼報酬,行右,擔心損失了什麼代價。憂慮,全部是自找的。

其實,我們都應該重新想想,年輕時代的自己,重視的,究竟是怎樣的。


最高境界

根據專業電視觀眾方太 a.k.a我阿媽的寶貴意見,陳國邦在《大太監》中,是唯一一個似太監的太監。同樣需要演活不似男人的男人,古明華有突出造型相助,陳國邦則要在千篇一律的制服中突圍而出,計難度分,更勝一籌。

陳國邦說,以前流行的評核演技方法,例如不問情由叫人鬥快喊,如果他參賽,一定輸。「不過,只要你給我背景給我原因,你要我喊,我立即喊,要我笑,我立即笑。」

演技的最高境界,大概就是徹底代入角色,即使情節如何荒謬,也覺得自己合情合理。

如此推斷,今年的視帝,好應該是王征。

Wednesday, July 1, 2015

梁款:七一之後—咪當我老襯

信報財經新聞
P28 | 副刊-文化 | 城市筆記 | By 梁款 2003-07-07

  七一遊行,陽光燦爛,標語迎風飄揚,其中最有親切感的,我想是這個:「咪當我老襯!」

  「老襯」,廣東俚語,帶貶義,意指一個人愚蠢、貪心、容易被人欺騙。「老襯」一般都身型捲縮、神情呆滯、胸無點墨,但好大喜功。我對「老襯」有感覺,因為我自幼就被士多老闆和坑渠阿飛騙財騙色,一早就被同學封為「正一老襯」。

  後來,我知道這是社會的錯。六十年代,西營盤萬物初開,不少同齡輩跟我一樣,做過「老襯」,不少也曾經在「脫襯」的路上一起用功、掙扎成長。我珍惜這段歷史,也慶幸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七一走在街上,看見五十萬件黑衣,我對自己說,今時今日,香港基本上已經沒有「老襯」。七一遊行,正是一次大家向長官宣告要尊重港人、尊重歷史,「咪當我老襯」的集體大爆發。


抗襯行動


  七一遊行,我全程拍下錄象,回家細看,發現香港人至少在三方面反抗「老襯」。

  一、港式姿勢 七一所見,香港人遊行,有一種無以名狀但又歷歷在目的氣派(英文所謂的 swagger):輕搖大擺、斯文得來帶點輕狂、悲情時見到淚光、嘲笑老董時露出爛牙,在軒尼詩道扭動的屁股,徹底地目空一切。

  香港人屁股不覊、嘴型難馴,跟香港的「老襯」歷史息息相關。我和同輩少時擺脫「老襯」,靠的是忘記上海,走向摩登,在思想和做生意的手法上,來者不拒。後來我們擁有的平治房車超英趕美,人也變得嚴重地多口、外向;去街市買菜講理性、選擇水杯和評價施政一律注重透明。陳嘉上說,港產片能夠在東南亞首屈一指,因為香港人口沒遮攔,不論打爛仔或者鬧高官,全部想到就拍。

  這些習慣,日積月累,變成港人的人格。七一遊行,市民扶老ト幼,拖著這個不覊的人格上街,既反對二十三惡法,更本能地討厭一手拋大石、一手刮指甲的惡人。一位失明的遊行人士說,他上街是因為看不慣葉劉淑儀那副「當我是老襯」的嘴臉,正是一個由骨子裏發出的港式宣言。

  二、港式正義 七一遊行之後,在民間流傳最多的兩個字是「感動」。第一次身歷其境的年輕朋友在百德新街暴曬三小時之後頭暈落淚,第五十次號召群眾上街的中生同僚回家之後繼續不能自持,正是那件全世界「老襯」都不會抓上身的東西—正義感。

  什麽是正義感?不求自身功利,只講是非對錯,堅持不平則鳴。性別歧視錯、平等機會對;希特拉錯、曼特拉對;恐嚇鄭大班錯、還政於民對。正義感講的是鐵價不二的原則,和張國榮所謂的「是錯永不對,真永是真」的氣概。香港人素來貪錢,他們竟然能夠在某些重要的時刻既企硬、講原則又秉承 Lesile 的遺訓,是一個奇迹。

  香港人走過難、做過「老襯」,對於災難和弱勢群體始終有斬不斷的關係。多年來,香港人這種無償的正義感被華東水災浸淫、借唐山地震成長、被八九民運驚醒,再經二○○三沙士重生。它一直在挫折中成長,壓力愈大,反彈力愈大。民間反對二十三條,處處碰到令人作嘔的氣焰和連梁家傑也「極度費解」的鐵壁,就更激發了例如吳志森談的那種不計成果、只求在歷史留下腳印、對下一代無愧於心的正氣,七一遊行,民眾高舉正義感上街,王丹在美國電視看見,說他摸到中國人的良心,保皇黨卻說他日樓市復甦,二十三條的民怨就會自動消失,是又一次的不懂歷史,以小人心回敬大正義,當香港人是「老襯」。

  三、港式智慧 這次遊行,我貼近大律師的隊伍出發,在余若薇手中接過彩虹鴨嘴帽,戴在頭上,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

  這次二十三條立法,由諮詢文件出爐開始,我對大律師公會提出的七宗罪,各大報章評論版連載的萬言書,有線電視為立法會條例審議的馬拉松直播,幾乎全部細看。我覺得七一遊行比以往香港任何一次的社會運動更名副其實地造反有理。

  七十年代末,當我還屬半個「老襯」的時候,我已經學人參加社會運動。我第一次上街,是響應葉錫恩為觀塘無牌小販申冤,我被推了去做即場翻譯。那時,我覺得自己很正氣,但坦白說,跟建制算賬的理據近乎空白。後來我們同輩辦學生報,打正招牌反資反殖,論點同樣是三號沙紙般粗糙。往後二十年,我們有幸經歷了八九民運、九一直選、九五肥彭政改方案,以及二○○三沙士災難,每一件事都要求大家少喊口號、多讀英文、努力思考、以理服人。我們老實地認識了功能團體的禍害、辯論過黃毓民的聲線、探討過社區醫療的要義。這些既包含大是大非,又牽涉技術細節的事情,「老襯」不會講,但香港人講,而且因為律師、傳媒、教師、學生和打電話到電台的的士司機的努力,愈講愈有水準。我相信「七一」五十萬人上街,有一半人是因為葉劉用眼神曲線救港,另一半人是因為余若薇、吳靄儀有根有據、直斥其非,示範了「咪當我老襯」的成熟智慧。

香港人的憤怒

  五十萬人遊行也的確是品流複雜、各有夢想,整體上消極頑抗多過樂觀建設。但香港人不是「老襯」,董建華政府被五十萬人唾罵,因為它頂撞了香港人的歷史,侮辱了香港人不再「老襯」的心情、道德和智慧。這種憤怒,不是任何修修補補或者虛偽鞠躬所可以彌補。

  七月九日,不願做「老襯」的人民,立法會外以心為本、據理力爭、不見不散。

Wednesday, June 17, 2015

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 — 「80後」與社會運動

趙永佳、陳健民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香港亞太研究所



近年來,英、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是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用意是要社會學者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環顧香港,呂大樂可說是最著名的公共社會學家。最近因為他介入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令他的曝 光率大增,也同時受到不少攻擊與批評。

一方面,他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提出的世代差異問題,被不同持份者援引來解釋所謂「80後」年青人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對運動参與者對議會的 衝擊提出批評。這裡我們無意介入有關運動的策略或倫理的爭論,因為這不是單靠學術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對於如何應用世代差異來解釋社會運動,我們覺得 有必要澄清若干與社會學研究有關的議題。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四代香港人》的「世代論」究竟與反高鐵運動有何相干?表面看來,「世代論」似乎是對「80後」年青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度身訂造」的解 釋。不少人在分析反高鐵運動時,都援引《四代香港人》中的觀點。例如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 也是社會學家的劉兆佳就在電視訪問中指出反高鐵抗爭其實來自年輕一代的訴求得不到年長一代的認同所產生的挫折;連並非社會學家的曾俊華也引用「世代論」, 指第四代人其實不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應將自己的不滿以非理性手法表達。

其實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對社會運動著墨甚少,書中最直接涉及不同世代參與社會運動的問題,其實是「第三代」(P.49),他指出「倒董」運動中所謂 「三十世代」扮演重要角色。至於「80後」的第四代,他的著眼點似乎是被扭曲的成年人世界及價值觀對年青人發展的影響。到了「後記」(P.66)中,他提 到有人認為「保衛天星碼頭」的社會行動應是「二、三十世代」發聲的行動,他們自己應該將訴求講清楚。而他寫作《四代香港人》的目的卻是在重新思考第一代人 對香港的貢獻。第二代人的「原罪」不單在阻礙後來第三、第四代人的發展,也是未有好好地傳承第一代人打下的基業,把一個更開放多元、更多機會的成長環境交 給下一代。

不過作者的意圖從來也只是詮釋文本的一種方法,《四代香港人》作為一本以社會學為分析架構的作品,也應該放回在社會學中思考其意義。呂大樂師承以A.H. Halsey 與 John Goldthorpe為代表的牛津學派,其階級分析的背景源自戰後新韋伯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兩大理論陣營的共同問題其實是階級分析的核心問題— 階級形成 (class formation) 。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結構及客觀處境決定階級形成,最終階級會由一個「自存」(in-itself) 變成「自為」(for-itself) 的集體行動者。新韋伯主義者則指出階級處境只是決定階級意識與行動的其中一種因素,也有其他歷史、文化或社會因素會影響階級的形成。其中,階級流動 (class mobility)就是Goldthorpe等人在戰後集中分析的階級形成的因素。他們的研究指出戰後英國的階級結構受著階級流動經驗的影響,工人階級的 第二代享受著明顯的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直接令各個階級產生階級意識變得相對困難。

在香港的研究中,呂大樂採用了這條分析進路,以了解階級分歧對香港社會、政治帶來的影響。一方面他關注工人階級的處境;另一方面他更看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 的年青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然而,他卻不像劉兆佳等強調向上流動改善物質生活等如何帶來社會和諧,而是看到新中產階級 (包括第二、第三代)是如何在各個領域(社會公義、政制民主)中挑戰原本的社會政治結構。對於年青一代,這套分析的著眼點在於現有的主流社會制度及結構是 如何扭曲了他們的成長生態環境,也清楚指出我們這一代把我們的標準或尺度加諸年青人身上是如何窒礙了他們的成長。他關心的並不是第四代香港人能否「上 位」;卻正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上位」競爭的主流世界觀對他們的荼毒。在這一點上,個人覺得他和這次「80後」年青人的看法基本一致,他們不也是在反叛上 一代對他們的標籤嗎?他們「反高鐵」,不是要宣泄不能上位的鬱悶,而是要創造與上一代主流不同的新社會。

所以《四代香港人》的社會學意義,在於他運用社會流動這主線去理解不同世代生命經歷的差異,以致對香港社會的長遠結構性影響。但以這分析架構來理解當前的 社會運動,顯然並不充分。

所以不充分,是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即是說,人們必須對將造成內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特定的對象 (如政府、功能團體和財團),而且必須有組織和資源將這種個別的情緒和分析整合成一種集體的信念/論述,繼而策動集體行動去改變現狀。缺乏這種詮釋與動員 過程,即使生在困境的第四代人,經歷職場中種種挫折,再嚥下第二代人對他們的語文能力、工作態度的指責,而感到無力與沮喪,大可變成宅男、濫藥、排隊買 模攬枕來打發鬱悶,卻不一定會為了社會缺乏「結構性流動」就上街抗爭。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套到這裡,可以說「自存的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不會自動變成「自為的世代」 (generation for-itself) 。

相反,在同一世代動員起來的80後,不一定就能代表那一代人普遍的不滿和訴求。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可能是較一般人更有時間和機會參與一些團體或社會網絡, 接觸到對社會問題的「非主流」論述,進而形成集體信念、商討策略、籌集資源,進行抗爭。就以這次反高鐵運動的「核心」來說,是一群從天星、皇后碼頭、灣仔 舊區保育一路走過來的學者和「本土行動」的一批年青人,像何芝君、葉蔭聰、朱凱迪、陳景輝和參與苦行的年青人都不是典型的80後。這個運動的核心理念,是 批判以經濟發展至上、不惜摧毁環境、社區和其他人文價值的「發展主義」或 「中環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亦批判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並未真正脫離殖民地的體制和心理狀態,政府繼續行政霸道而群眾仍然慣於犬儒和依賴,因此有需要通過 抗爭來重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放在反高鐵事件上,保衛莱園村和針對功能團體都帶有這種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如果硬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對 80後的論述套入這場運動的核心,認為他們就是因為工作沒出路、上不了位而進行抗爭,不單是捉錯弄神,更會引至極大反彈,因為這種 「經濟論述」正是這場運動要批判的文化心態。

那麽,《四代香港人》對80後的分析是否對理解現時年青人的抗爭毫無幫助? 動員起來的年青人是否就完全割離於他們所屬的一代? 那倒不是。從保育運動發展出來的反高鐵運動之所以被看成為「新社會運動」,不單是因為其擺脫了七、八十年代的物質(民生)之爭而轉為價值之爭,更是由於其 動員方式的轉變。以往民眾要參與社會運動,往往要參與居民組織、工會、壓力團體以至政黨。一方面這些組織對年青人缺乏吸引力,既使参加了,都會跟著馮檢 基、劉千石、張文光的脚步走而變得有組織、有策略、有進有退。今天因為互聯網的發展,通過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上述那種對資本和後殖的批判得以 在年青人中快速擴散。 而透過 Facebook 和 Twitter,年青人可以無需加入任何組織便能進行連結和動員,以「快閃」的方式參與抗爭,形成一種 「只有參與者而沒有成員」的社會運動。這種鬆散的、流動的網絡動員,令反高鐵運動的核心與整代相對冷漠的80後之間,出現了一群新生的運動參與者 --- 他們或多或少受到運動核心的一些論述的影響,但亦深感第四代人那種不安與憤怒。在反高鐵運動中,民間的 「高鐵專家組」提出政府方案「浪費公帑」的論述特別觸動一些年青人,是因為他們目睹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並非全民共享,政府倒不如用幾百億去解決教育和貧窮 問題。這群邊沿的抗爭者所經歷的壓迫和對政治閉塞的痛恨,在沒有組織包袱的狀態下能盡情表達,亦更敢於衝擊一切的規範和制度。

因此,要將世代研究應用到社會運動的分析要份外小心。一方面要避免將整代人的困境和不滿硬套入運動的核心價值和訴求。但另一方面,因為網絡的發展令論述傳 播和動員的成本大大降低,令「不滿」更容易轉化為「集體行動」,這種世代分析對於理解一群鬆散流動的抗爭人士就變成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因為這種動員形態帶 有更強的 「即時性 」和 「情緒性 」,我們亦必須重拾舊有的「集體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ur)理論去補充當代過度強調社會運動中組織動員和論述建構的分折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