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 — 「80後」與社會運動

趙永佳、陳健民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香港亞太研究所


近年來，英、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是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用意是要社會學者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環顧香港，呂大樂可說是最著名的公共社會學家。最近因為他介入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令他的曝 光率大增，也同時受到不少攻擊與批評。

一方面，他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提出的世代差異問題，被不同持份者援引來解釋所謂「80後」年青人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對運動参與者對議會的 衝擊提出批評。這裡我們無意介入有關運動的策略或倫理的爭論，因為這不是單靠學術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對於如何應用世代差異來解釋社會運動，我們覺得 有必要澄清若干與社會學研究有關的議題。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四代香港人》的「世代論」究竟與反高鐵運動有何相干？表面看來，「世代論」似乎是對「80後」年青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度身訂造」的解 釋。不少人在分析反高鐵運動時，都援引《四代香港人》中的觀點。例如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 也是社會學家的劉兆佳就在電視訪問中指出反高鐵抗爭其實來自年輕一代的訴求得不到年長一代的認同所產生的挫折；連並非社會學家的曾俊華也引用「世代論」， 指第四代人其實不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應將自己的不滿以非理性手法表達。

其實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對社會運動著墨甚少，書中最直接涉及不同世代參與社會運動的問題，其實是「第三代」（P.49），他指出「倒董」運動中所謂 「三十世代」扮演重要角色。至於「80後」的第四代，他的著眼點似乎是被扭曲的成年人世界及價值觀對年青人發展的影響。到了「後記」（P.66）中，他提 到有人認為「保衛天星碼頭」的社會行動應是「二、三十世代」發聲的行動，他們自己應該將訴求講清楚。而他寫作《四代香港人》的目的卻是在重新思考第一代人 對香港的貢獻。第二代人的「原罪」不單在阻礙後來第三、第四代人的發展，也是未有好好地傳承第一代人打下的基業，把一個更開放多元、更多機會的成長環境交 給下一代。

不過作者的意圖從來也只是詮釋文本的一種方法，《四代香港人》作為一本以社會學為分析架構的作品，也應該放回在社會學中思考其意義。呂大樂師承以A.H. Halsey 與 John Goldthorpe為代表的牛津學派，其階級分析的背景源自戰後新韋伯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兩大理論陣營的共同問題其實是階級分析的核心問題— 階級形成 （class formation） 。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結構及客觀處境決定階級形成，最終階級會由一個「自存」（in-itself） 變成「自為」（for-itself） 的集體行動者。新韋伯主義者則指出階級處境只是決定階級意識與行動的其中一種因素，也有其他歷史、文化或社會因素會影響階級的形成。其中，階級流動 （class mobility）就是Goldthorpe等人在戰後集中分析的階級形成的因素。他們的研究指出戰後英國的階級結構受著階級流動經驗的影響，工人階級的 第二代享受著明顯的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直接令各個階級產生階級意識變得相對困難。

在香港的研究中，呂大樂採用了這條分析進路，以了解階級分歧對香港社會、政治帶來的影響。一方面他關注工人階級的處境；另一方面他更看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 的年青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然而，他卻不像劉兆佳等強調向上流動改善物質生活等如何帶來社會和諧，而是看到新中產階級 （包括第二、第三代）是如何在各個領域（社會公義、政制民主）中挑戰原本的社會政治結構。對於年青一代，這套分析的著眼點在於現有的主流社會制度及結構是 如何扭曲了他們的成長生態環境，也清楚指出我們這一代把我們的標準或尺度加諸年青人身上是如何窒礙了他們的成長。他關心的並不是第四代香港人能否「上 位」；卻正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上位」競爭的主流世界觀對他們的荼毒。在這一點上，個人覺得他和這次「80後」年青人的看法基本一致，他們不也是在反叛上 一代對他們的標籤嗎？他們「反高鐵」，不是要宣泄不能上位的鬱悶，而是要創造與上一代主流不同的新社會。

所以《四代香港人》的社會學意義，在於他運用社會流動這主線去理解不同世代生命經歷的差異，以致對香港社會的長遠結構性影響。但以這分析架構來理解當前的 社會運動，顯然並不充分。

所以不充分，是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即是說，人們必須對將造成內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特定的對象 (如政府、功能團體和財團)，而且必須有組織和資源將這種個別的情緒和分析整合成一種集體的信念/論述，繼而策動集體行動去改變現狀。缺乏這種詮釋與動員 過程，即使生在困境的第四代人，經歷職場中種種挫折，再嚥下第二代人對他們的語文能力、工作態度的指責，而感到無力與沮喪，大可變成宅男、濫藥、排隊買 模攬枕來打發鬱悶，卻不一定會為了社會缺乏「結構性流動」就上街抗爭。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套到這裡，可以說「自存的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不會自動變成「自為的世代」 (generation for-itself) 。

相反，在同一世代動員起來的80後，不一定就能代表那一代人普遍的不滿和訴求。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可能是較一般人更有時間和機會參與一些團體或社會網絡， 接觸到對社會問題的「非主流」論述，進而形成集體信念、商討策略、籌集資源，進行抗爭。就以這次反高鐵運動的「核心」來說，是一群從天星、皇后碼頭、灣仔 舊區保育一路走過來的學者和「本土行動」的一批年青人，像何芝君、葉蔭聰、朱凱迪、陳景輝和參與苦行的年青人都不是典型的80後。這個運動的核心理念，是 批判以經濟發展至上、不惜摧毁環境、社區和其他人文價值的「發展主義」或 「中環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亦批判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並未真正脫離殖民地的體制和心理狀態，政府繼續行政霸道而群眾仍然慣於犬儒和依賴，因此有需要通過 抗爭來重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放在反高鐵事件上，保衛莱園村和針對功能團體都帶有這種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如果硬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對 80後的論述套入這場運動的核心，認為他們就是因為工作沒出路、上不了位而進行抗爭，不單是捉錯弄神，更會引至極大反彈，因為這種 「經濟論述」正是這場運動要批判的文化心態。

那麽，《四代香港人》對80後的分析是否對理解現時年青人的抗爭毫無幫助? 動員起來的年青人是否就完全割離於他們所屬的一代? 那倒不是。從保育運動發展出來的反高鐵運動之所以被看成為「新社會運動」，不單是因為其擺脫了七、八十年代的物質(民生)之爭而轉為價值之爭，更是由於其 動員方式的轉變。以往民眾要參與社會運動，往往要參與居民組織、工會、壓力團體以至政黨。一方面這些組織對年青人缺乏吸引力，既使参加了，都會跟著馮檢 基、劉千石、張文光的脚步走而變得有組織、有策略、有進有退。今天因為互聯網的發展，通過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上述那種對資本和後殖的批判得以 在年青人中快速擴散。 而透過 Facebook 和 Twitter，年青人可以無需加入任何組織便能進行連結和動員，以「快閃」的方式參與抗爭，形成一種 「只有參與者而沒有成員」的社會運動。這種鬆散的、流動的網絡動員，令反高鐵運動的核心與整代相對冷漠的80後之間，出現了一群新生的運動參與者 --- 他們或多或少受到運動核心的一些論述的影響，但亦深感第四代人那種不安與憤怒。在反高鐵運動中，民間的 「高鐵專家組」提出政府方案「浪費公帑」的論述特別觸動一些年青人，是因為他們目睹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並非全民共享，政府倒不如用幾百億去解決教育和貧窮 問題。這群邊沿的抗爭者所經歷的壓迫和對政治閉塞的痛恨，在沒有組織包袱的狀態下能盡情表達，亦更敢於衝擊一切的規範和制度。

因此，要將世代研究應用到社會運動的分析要份外小心。一方面要避免將整代人的困境和不滿硬套入運動的核心價值和訴求。但另一方面，因為網絡的發展令論述傳 播和動員的成本大大降低，令「不滿」更容易轉化為「集體行動」，這種世代分析對於理解一群鬆散流動的抗爭人士就變成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因為這種動員形態帶 有更強的 「即時性 」和 「情緒性 」，我們亦必須重拾舊有的「集體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ur)理論去補充當代過度強調社會運動中組織動員和論述建構的分折方法。

落區素人咪學泛民

明報
A28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朱凱迪 2015-02-14


讀者有沒有留意，今年在社區街頭免費替市民寫揮春的攤檔特別多？除了政黨之外，還有為數不少新成立的社區組織。年輕的「社區主任」急不及待製作「大頭照」易拉架、橫額和單張——跟進巴士服務、社區設施、巴士站上蓋損毁，一舉手一投足，跟政黨區議員九成相似。

他們很多是「雨傘一代」，佔領過後回到自己的社區，部署參與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希望能夠令民主運動遍地開花。他們當中有些人在輿論耳濡目染下，對泛民政黨沒有好感， 「民主派30 年來一事無成」是口頭禪。弔詭之處是，當他們自己走進社區以至計劃參選區議會時，卻迅速地把自己複製成跟批評對象一樣的人——一個沒有稜角、能討好最多人的「政治商品」，賣點是年輕和靚仔∕女。他們也學會了建制和泛民的協調遊戲，內定誰在哪個選區出戰。

多了支持民主運動的人願意從事被視為「厭惡性工作」的社區主任崗位，多了人願意參選，無論如何都不是壞事。只是，如果可以要求高一點的話，我期望「雨傘一代」在落區時能夠反省香港地區政治的制度問題（譬如區議會作為港英殖民政府「無實權民主櫥窗」的淵源）；在批評泛民時也要講清楚是在批評什麼（譬如泛民主派以「朝七晚十一」的好社工形象「為民請命」，民眾長期缺乏投票以外的社區民主參與）；最終提出並實踐組織創新，補足甚至顛覆泛民主派落後於形勢的政治操作。

香港市民過去只懂要求政府「還政於民」，爭取「代議民主制度」；近年我們和世界各地民主國家的民眾一樣，對脫離民眾的政黨政治感到不滿，也開始要求政黨「還政於民」。佔領運動中的「拆大台」行動，背後雖然有本土右翼網絡策動，民眾和應的情緒倒是真切的。「拆大台」情緒的答案不應是反組織，這只會令陰謀政治當道，民眾再不能團結一致。我們需要的，是以民主的方式重建組織，讓民眾有真正的參與，這應該是後雨傘時代「更新」香港反對政治的重點，也是落區雨傘一代可以擔起的任務。

做一個西班牙的夢

西班牙的左翼政治運動Podemos（ 「我哋得嘅」）的「還政於民」組織經驗很值得雨傘一代借鏡。Podemos 的組織主要以「地區圈子」（circle）為基礎，小至一條村一個屋苑，大至一個像沙田大埔的區。每一個圈子最少由5 個人開始發起，首先認識社區並製作「社區需要地圖」，然後從最小的工作開始做：知道有幾家人冬天沒厚衣服穿，就想辦法請有能力的人捐衣服。這類自發社區互助工作累積的同時，參與的人也會累積，討論和處理的問題也會愈來愈廣闊和複雜。圈子的運作完全透明公開，只要認同基本信念就可參與，當圈子壯大至有能力在選舉中競爭，圈子可以決定是否參與選舉及派出何人參選。

幾千個這樣的基層民主圈子加起來，Podemos 一年下來已成為西班牙其中一個最大的政治組織，並有可能勝出今年的大選，上台執政。香港不是西班牙，但雨傘一代最可貴的是創新和理想，我們在沙田做一個西班牙的夢，有何不可？

與社區居民一起組織有理念、有民主和有能量的「社區圈子」，推動社區共享創新，不是比起自封「社區主任」，推銷個人重要得多，也有趣得多嗎？假設我們在上水或屯門形成了數以千人的大圈子，我們可以把水貨客問題放到圈子討論，之後再投票選出最適切的應對方法；我們也可以給自己清晰的目標：當一個選區儲滿500 個圈子成員後，我們才會派人參選區議會。這樣的話，就算輸了，圈子也會繼續留下來。

殺入利東建屋邨根據地「乳鴿雙星」當選全靠師奶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獨眼新聞 | 獨眼新聞 | By 紀曉風

老紀訪問兩位一舉為民主黨攻下利東邨的新晉區議員羅健熙和區諾軒，他們指雖然泛民地區資源匱乏，但並非無可作為。老紀綜觀兩人成功之道，在於一佔地利、二勝策略、三贏全職、四在多現身、五則強於搶攻區內主婦鐵票。

位於南區的利東邨，依山而建；老紀坐巴士緩緩而上，有如林行止先生昨天大作所言，如同攀梯式登月。

利東邨共八座，有7300 戶，居民人口逾25000 人；邨內分為兩個選區，分別是利東（一）和利東（二），一向都是街坊派盤據。去屆的區議員分別是張少強和黃志毅，所屬政治聯繫分別是新界社團聯會和公屋聯會。

今年才27 歲的羅健熙，四年前挑戰當區區議員，結果以27 票之差落敗。「其實都預咗，當時還年輕，就用兩屆時間試試」，他是甘乃威的議員助理，甘在利東邨開設議員辦，交給羅健熙。羅其後又認識比他少三歲的區諾軒，結果二人成了「利東雙星」。羅健熙坦言，議員辦事處就像革命根據地，有地方才好辦事；其次是應對落區作針對性部署， 「其實個個黨都咁打，你有個五六十歲老議員，我一定派個後生嘅、專業嘅落嚟」。熙仔所言甚是，老紀就見民主黨派出港島支部主席、58 歲的李建賢出選灣仔愛群，挑戰當區民建聯65 歲的鄭琴淵，但李生一頭白髮，看上去還較鄭成熟，結果都慘輸逾800 票而回。

另外兩大重點就是全職和要多現身。老紀和熙仔、軒仔暢談期間，分別有十個街坊走入辦事處：一個做長者證，一個投訴樓下公廁廁紙桶壞掉，三位師奶趁放學時段打躉，傾談話題和政治完全無關，還有三位大談點票時得知羅健熙勝出一刻的喜悅，另外兩位就是走進來恭喜他倆： 「阿熙、阿諾，恭喜晒！」其中一位師奶和老紀講，居民希望區議員是「街坊一入來推門，就能見到你」；羅健熙亦指街坊很需要知道區議員工作情況，所以他一有資源和時間，都會印製圖文並茂、色彩鮮艷、字體甚大的工作報告， 「perception is reality，街坊一定知」，老紀又想起，失去山頂議席的陳淑莊，出席now 新聞主辦的選舉論壇時，就被對手陳浩濂質疑「三沒有」：沒有09 至11 年工作報告、沒有區議會議題展板、網頁內沒有區議會工作紀錄，更乘勢批評她「醉心立法會工作，沒有熱心盡責參與地區服務」。

師奶洗樓助何俊仁贏回議席民主黨今屆派出的「明星」，空降落區參選全敗，擁有較高知名度的李永達和黃成智俱連任失敗，黨主席何俊仁最終保住樂翠選區一席，他當選後承認，全靠新界西的師奶「撲出嚟幫手洗樓，先至保得住佢無被人推冧」，羅健熙和區諾軒談起師奶的「貢獻」時，亦點頭稱是， 「師奶絕對不能看輕，她們的傳遞能力很高，不但可動員自己家人投票支持，更重要是一傳三、三傳六來宣傳你；所以你做得好，她們會向其他推薦」，老紀聽過這麼的故事，一對在利東邨生活的夫婦，上周六離港遊玩，到周日趕急乘船返港，希望投下支持羅健熙的一票。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昨天撰文，談及今屆區選所謂「泛民大敗」的現象，他指所謂「明星」如李永達、單仲偕、黃碧雲、黃成智勝出，但如羅健熙、區諾軒等輸掉，民主黨的議席仍是一樣，但各方對選舉結果的詮釋卻很不同。馬嶽認為「乳鴿黨」成功搶灘， 「起碼反映了社區福利主義沒有完全戰勝，基層選民不是完全看派福利投票的。這些年輕參政者，是透過長期投身社區和建制派『鬥做』而成功的。有扎實的地區工作，才能替政團建立群眾基礎」。

羅健熙和區諾軒不約而同承認，他們不願做所謂「蛇齋餅糭」工作，但有時也要礙於形勢， 「人地派十次，我地派一兩次囉，反正啲月餅是有人送的；其實街坊不是貪你個月餅，是一份心意，他又不想去對家（不喜歡的政團）攞，你給他是最好不過」，區諾軒補充，他認為區議會不只是「蛇齋餅糭」，或是一些關心街坊行動，更重要是充分發揮「地區議政」能量， 「建制派通常只做好頭兩項，但地區議題則做不好，這其實對街坊不是真正好」。

鴨脷洲既有公屋邨，又有大型私人屋苑；外間以為公屋居民才會要求多多，中產屋苑如貝沙灣、海怡半島發展甚佳，應不須區議員幫忙。羅健熙就指其實不然，海怡也有交通問題，而華富的民主黨區議員（柴文瀚）也會和薄扶林的公民黨（司馬文）議員商討合作。莫以為區議會選區小，對立法會選情幫助不大， 「08 年立法會選舉，甘乃威在港島只有幾個區總得票高於全港島其他地方，利東便是其中之一」，乳鴿黨今年取得民主黨內近兩成議席，羅和區都相信，更有助黨內年輕化，「社民連都好畀後生一齊玩（加入行委會），民主黨最近一屆中委亦有唔少新人，今次選舉結果相信會讓更多新人加入」，訪問末段，羅健熙仍準備參加社福界選委選舉，區諾軒又準備循區議會界別出戰選委， 「其實，我地都預咗選唔到……」。

走路是一種修行。

飲食男女
ET106-108 | Food Lovers | 綠色生活 2015-01-23





走路是一種修行。






身上不帶一毛錢，由大埔出發到梅窩，可行麼？這個儼如天方夜譚的狂想，有人真的實踐了──去年尾聖誕假期，Ling和外籍丈夫Tomas，抱著八個月大的女兒Julia，就這麼由大埔林村的家作起點，只帶手機、少量清水跟食物，單靠步行和搭順風車，不費分文地抵達梅窩！

這個近乎行為藝術的生活實驗，最後平安無恙地完成，但過程也有點波折：平安夜當天早上九時，三口子先由林村走到梧桐寨，然後登上大帽山，一直沿山路行到城門水塘，步行整整七個小時，才由大埔走到荃灣鄉郊。光是想像這段山路，已經揑一把冷汗……「沒甚麼，我們放輕鬆地走，慢慢的，在山上還不時把鞋脫掉，赤腳行哩。」Ling說來輕描淡寫。

真正要命的考驗，無關體力，反而是截順風車：接近黃昏時分，他們來到城門水塘，開始體力不支，決定搭便車出市區，然後噩夢來了──在和宜合道馬路邊伸手截車，等了超過兩小時，數之不盡的私家車飆過，卻無一位司機停下。當時路上不少行山客，有人以為Ling一家鬧著玩，更多人向他們投以奇異眼光：巴士站不就在隔籬，幹嗎截順風車?!亦有好心人以為他們人生路不熟，禁不住開口：「香港唔興hitchhike（截順風車）喎！」但她依然沉住氣，繼續站在路邊伸手，豎起拇指。最終，一輛的士駛過來。「上車後惟有跟司機解釋，我們正在冒險，身上沒錢，要到碼頭坐船入梅窩。」本來打定輸數的Ling，結果大吃一驚：「司機爽快地說：我要交更，不能直接載到碼頭，但可以帶你們去地鐵站！」

下車前，他掏出一疊廿元鈔票塞給Ling；「待會坐船也得付錢啊。」就這樣，一家人完成創舉，由林村來到相隔老遠的梅窩。到埗後，繼續貫徹不花錢遊歷：出發前于網上找到招待背包客的「沙發旅行」(couch surfing)宿主，免費寄居對方家中，在島上遊玩幾天才返家。你大概好奇：這樣步行遠徵為了甚麼？難道純粹冒險？觸發Ling進行走路實驗的，是一位知名的印度社運先鋒Dr. Satish Kumar，以及他為人津津樂道的傳奇：六十年代，僅得20歲的Kumar，為表達反核訴求，孑然上路，由印度步行超過12,000公里，跨過幾大洲，到達莫斯科、巴黎、倫敦及華盛頓，將一袋袋「和平茶包」送給四個城市的領袖；請求當權者在發展核武前，先喝一杯茶，考慮清楚對生靈的破壞。

Ling補充，當年Kumar博士的毅行非常嚴厲，「他不但沒帶金錢，亦堅持單靠陌生人提供的蔬菜水果當糧食，全程不坐車，完全是苦行啊。」半個世紀前，Kumar因為追求和平，踏遍地球；今日Ling跟丈夫女兒嘗試效法，目的沒那麼巨大，而是回歸一種關乎人、關乎自然的修行。「我想用這方法告訴人們：支持生命的不是金錢，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關愛。」今次經歷，直讓她大為鼓舞，對這城有了新的看法：「大家都說香港人冷漠，但沿路上主動幫忙，甚至願意給我們金錢資助的人也不少；反而有些看來思想開明的外國人，狠罵我們這樣無聊和危險。」而這短短的旅程，只屬一次練習和預演；終極目標是到內地去，步行走訪不同生態村和少數民族，用雙腳去認識世界。

倘若時光倒流，五年前的Ling，大概怎也猜不透，有天會脫下鞋子，以走路去回應世界。她在廣州出生和長大，就像一般少女，有一點憂鬱，總覺跟別人格格不入，卻說不出由來。直到二十歲那年，離鄉別井到法國讀書，馬上得到解放；課餘遊歷歐洲各地，並到非洲烏幹達當義工，照料野生動物，發覺自己愛煞大自然，不願待在鋼筋城市。影響她最深遠的，是大學畢業後到英國報讀Holistic Science（全人科學）：探討身心靈價值、環境可持續發展等議題，全球只得舒馬克學院（Schumacher College）開辦。那是一所自然學校，有自家農場和各種設施，校園就如小社區，同學老師下課後，會分工合作洗衫做菜；而創校人之一，正是當年苦行反核的印度學者Satish Kumar。

Ling記得，發現這課程時心情激動，不顧一切寫信給學院負責人：我沒錢交學費，但實在很想很想來讀書！未幾學院給她回覆：我們跟香港一家環保組織時有合作，你要不要試試申請他們的獎學金？結果，她順利取得入學資格，幾乎每一課也打開眼界和腦袋；意外收穫是遇上來自捷克、在學院當義工的年輕廚子Tomas，並結為夫婦。去年初Ling修畢課程，本計劃離開英國，仿效Kumar博士，跟丈夫到內地展開漫長的步行之旅──可是未幾發現懷有身孕，碰巧同時獲香港一家環保機構聘用，有機會來港工作；思前想後，二人決定暫時擱置遠行，生下女兒Julia再作打算。來港生活後，Ling搬進大埔林村，每星期也走入山區，或露營或散步，大大訝異于香港郊野的「天然」：「以前常在英國登山，去的都是國家公園，卻從沒見過像這裡的，野生動物這麼多，城門水塘令我想起非洲！」Tomas點點頭：「就算在捷克鄉郊，也不易動輒看見野豬、水牛和猴子，還有大量小鳥蟲子，都是非常珍貴的禮物。」

漸漸地，「步行」成為一家三口的日常，因為兩夫婦相信，走路如生命，從不停頓，永遠流動：「步行時一面向前，一面感受到陽光、風吹，周遭的景色也是活的。」而每走一回，總有新鮮發現：誰家婆婆自己種菜，哪處有可口豆花，日落時哪裡遍地暖黃好漂亮……最經典例子，是有一回兩口子吵架，Tomas一氣之下離家，在林村附近樹林亂逛一通，入夜後氣消了，卻發覺迷路。由於生怕遇上蛇，他整夜躲在大石上，不敢亂動：「後來天全黑，開始有螢火蟲飛過來，那場面很奇幻，像童話！我頓時感到無比安全，慢慢更睡著了。這就是大自然的威力。」

Ling坦言，現時雖有穩定工作和收入，但每天困在辦公室，只覺窒息；她希望儘快完成工作，回內地長期步行──因為沒了金錢隨身，就不會受世俗價值綑綁，可以好好的活在當下，跟這世界一起流動。「尤其當你赤腳的走，身體直接在親吻土地，同時被土地親吻。」他們正習慣穿著一種特製的「五指鞋」，為將來赤足走路作好準備：「這樣踏足大地，那些瘀塞了的感官，就會慢慢打開。」如此一個廿五歲女孩，由廣州、英國到香港，轉眼就要回到中國，去體驗更多未知的可能。這旅程本身，已是一場靈巧而精彩的流動。

步行分享會Ling將在林村舉行分享會，訴說去年末步行到梅窩的經驗，以及作為環保媽媽的生活態度。 日期：二月（日子待定）地點：大埔林村查詢及報名電郵：vivian-lib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