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俊雄（陳嘉銘紀錄）】
或者我先說一些舊事。我跟馬傑偉、呂大樂，在 2003 年搞第一屆研討會，今次是第九屆，我們就辦了三屆；最初是摸著石頭過河，我們「柴娃娃」在天臺燒雞翼，期間就說，不如我們「搞吓嘢囉」，是這樣出來的。
但辦了十七年，由 2003 年到現在 2020 年，中間的確發生了很多事情，裡面有很多「小橋流水」出現過。我記得第一次研討會，當日講到最後，又像是現在一樣，我們開始總結，我記得自己負責抄低一些總結的重點，即場寫低了很多東西；不久後（收齊論文）就到港大出版社準備出版，當時出版是不順利的，因為香港大學出版社未試過出中文書，而且是一本「幾虛」的書，講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題目。我記得當時的閱稿人，特別不喜歡我寫的那篇前言，他說「如果本書不能出版，就是因為這篇文章」（眾笑）。
港式文化研究三特點：邊緣、自由、貼地
為甚麼呢？因為我寫道，我們辦的是「港式文化研究」，是一樣全新的東西，我們的社會以後要站起來，注意這一班人會做頗驚天動地，頗劃時代的事。對方當時回覆是「甚麼叫『港式文化研究』？香港有這東西嗎？你證明給我看這是甚麼。」當時我感到困難，因為是有點「老吹」的 — 其實「港式文化研究」未開始、蘊釀中。
我大膽地寫了三點給他，說「港式文化研究」有以下特點：第一，是有班在學院邊緣，做正規學院不會做的東西，比如研究學術論文不願意刊登的題材，亦以中文寫作。
第二，是研究方法會「打自由波」。當時學院內最受尊敬的，是做一千人樣本的問卷調查，然後是更精細和密集的訪問，但我們標榜的，是只要你夠膽做，你可以訪問你媽，做「一個人的口述歷史」，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不拘泥方法，只看你的方法是否能解決你的問題。所以由首屆開始，已經是五花百門。我記得當時陳效能有一篇文是關於「Naming（命名）」，看香港家長如何叫自己的子女，是叫「俊龍」抑或「小強」，看背後有甚麼含意。這完全沒有所謂調查，而只是進入家庭，去查看出世紙等等，甚麼研究方法也可以。
第三，是一定要堅持「貼身貼地」，所選題目是你自己的興趣，亦跟香港環境絲絲緊扣，於是有時所選的題目會很即時、很當代；比如我記得第一屆就有陳韜文，當年七一的運動未完，他就寫了「七一對社會的影響」，即是人們在街上高呼時，他已開始寫，都是很即時很貼身的東西。
兩個世代的典範和呼吸
我當時跟編輯「拍心口」說，這三樣特徵，以後一定會發揚光大，其實是有點驚。這件事後來交棒，到張少強，再到鄧鍵一，辦了九屆，到今日可以比較確實港式文化研究的這三個特點，是很堅固存在。今早來到，我坐到現在，都沒有懷疑這三個特徵。但是 2003 到 2020 之間，當然有很多轉變，有兩個轉變，尤其聽過今日發表的論文之後，對我來說感覺特別大：第一，是與會者相當年青，陳韜文走了之後，平均歲數即時降低（眾笑），如果我走了，可能全場再降到四十歲之下。我覺得今屆報告的朋友，平均歲數是廿多歲或三十出頭，這是相當特別。第二，是題目非常集中 — 表面上講年青人，其實是講社會運動；表面上講性別角色，原來又是講社會運動。而且說社會運動，是指由去年發生到今日的那場社會運動，相當貼身貼地，相當集中。
我一面聽，一面覺得有頗積極的東西出來了，就是切切實實由我這代人，經過張少強之後，真的「交棒」了；而這個「棒」來到今屆，差不多可以看出兩種典範或兩個世代，同場出現。第一個典範或世代，就是我們這班「老餅」；其實兩個世代有些東西是共通的，一是大家都生於瘟疫，生於疫症時期 — 2003 是沙士，今年是新冠肺炎；2003 年有很大型的七一遊行，今年有更漫長的社會運動。但分別是，2003 年參加研討會的是上一代，2020 年的是下一代。上一代的意思是，我們參與者的關鍵成長經歷，是比如 1976 年、1984 年、1989 年、1997 年；而今日參與者的關鍵年份，一定不是這些年份，而可能是 2012、2014、2016、2019。所以那是兩種「Paradigm（典範）」，兩種關切，兩種感性，兩種呼吸的速度 — 年長的一班是「瑜珈式呼吸」，呼氣要花十秒，吸氣又要花十秒；年輕一代是打 Squash 的（眾笑）。我覺得今日我們幾代人一齊，即「港式文化研究」搞了九屆，還可以老中青三代同堂，用兩種不同呼吸速度，去處理一些香港貼身貼地的問題，其實是一件好事。
作為「老餅」的建議
我自己作為「老餅」，想件事變得更加好，再下一屆舉辦，或者有更年青的朋友，我覺得可以建議大家再想多幾點。
第一，是議題可以擴闊，即是「Make it wider」，或者「Take a wider view （角度擴闊）」，整件事可以拉闊一點去看。比如今日我很勤力想把不同的議題和想法「加起來」，發覺不容易加在一起。我了解了很多社會運動裡面的情況，例如不同人想法、不同的處境、文宣的狀態等等；但如果問我對香港社會了解了多少，我覺得有頗多空隙在裡頭。剛才我跟梁啟智談，同樣是研究社會運動，有時可以面向更大眾的社會文宣，舉例說可否研究蕭若元，他的「蕭NN」的網上廣播，報稱世界上有十億華人曾經看過他過去一年各種的評論，究竟他對華人社會有甚麼影響？對我們又有甚麼影響？— 這是所謂「Mass（大眾）一點的對象。
甚至不單是社會運動，因為社會運動始終是我們圈子常見的事情，卻不是我媽和家姐看到的東西；而香港其實「我媽和家姐」是佔大多數的，這班人其實在過去的一年或更長的時間，經歷的是一個怎樣的香港，他們在看的《愛回家》卻沒有人研究 — 我知道在場有一個人會看《愛回家》，他叫曾仲堅；有人會研究《東張西望》嗎？還有人會看嗎？我知道有一個人會看《東張西望》，他叫吳俊雄，一個星期會看五晚。這些人可否「翻生」，或年青一輩可否走多一步，由社會運動的焦點，轉移到看大眾一點的對象？這讓我們如果要把不同的故事加在一起，也真的可以成事。
除了主題上要擴闊之外，視野上或分析的工具也要擴闊，因為今早李立峯一開始評論時的說法很好，一語中的，比如說香港 2012 和 2014 年的社會運動，是很轟動，很震撼，但他的說法是「那只不過是香港發展上一個 Moment（時刻），而不是一個 Defining（為香港定義）的東西」；一個「Moment」背後有「Thread」，不同的線頭和線索，並會聚集到一個時刻，才會爆發出來。再說下去，有不同的「Thread」，就會有各種「Path」，是不同的軌跡、不同的路徑；比如我記得第一屆，呂大樂說「無關痛癢的 1974」，表面上是無關痛癢，事實上是香港的「Path」——香港由戰後到 1974，再到之後的發展，殖民地很多的里程，又比如羅永生做了很多研究看殖民主義的發展，其實有很多「Path」令到香港所謂「Path Dependent（依靠軌跡）」，有些事行了怎樣的路徑，殖民的管治方式是這樣，去到某一個階段，所引爆的某一種行動，或誤爆的行動，跟這些「Path」是有直接的關係。甚至呂大樂說的「香港模式」，即一些「Path」走得久了，會生產一堆很堅固的模式（Mode）— 比如走了這麼久的經濟體系，有些選項存在，但也有一些選項不存在。
所以我們研究社會運動等等的東西，會不會有朝一日，可以跟這些「Thread」、「Path」和「Mode」扯上關係，令這個分析長一點、闊一點、遠一點？這就讓我之前跟別人「拍心口」說的的「港式文化研究」，會有更具體的東西走出來。
第二，是研究方式或平台；今日是比較少講的，但我感到大家都做得很辛苦，是「單幹」的狀態，每一個人在學院裡開發一個項目，用自己的方法訪問很多人或做實驗等等。這是跟早幾年，我所觀察的理想狀態很不同，比如有一次，是李立峯、梁啟智和曾仲堅的報告，做一個取得很多經費的項目，去研究香港政治、香港人心態和歸屬感，當中有一個大型的社會調查，再下去是一個區域性的 Focus Group（焦點小組）的訪問，然後更是一些詳細的深入訪談；這樣做的好處是，好多 Data（數據），可以互相通用、緩引和引證，而且對我們做這類研究來說，有長遠持續性是很重要。
現在最壞的情況，可能是我們這類研究或會議，一路下去會只剩下兩類人：一類是退休教授，另一類是「漂流講師」，如果這個研討會只餘下這兩類人，就不行了。那如何擴充這個會，令它不會只剩這兩類人？我想，這需要有一些人，能夠取得學院也認許的研究經費，然後開發和衍生一連串相關的研究，有些可以是「很癲」或「很 Edge（邊緣）」的；但無論「很癲」或並不「太癲」的題材，都可以是長遠的東西。
第三，是笑聲；在我的期望清單裡，如果有第十屆研討會的話，希望可以聽到多一點笑話，這是很重要的。而這是陳嘉銘告訴我的，他說對於 2003 年那一屆研討會，甚麼也忘了，只記得很好笑，「笑到抽筋笑到碌地」；我都覺是，奇奇怪怪的，也很有共鳴，甚麼也忘了，只記得陳韜文的笑話真的好勁，比如他將「七一」這個名詞變了動詞，即如果政府再做一些不利市民的東西，「我會『七一』你」，「五十萬人上街『七一』你！」（眾笑）。那時「笑到碌地」，沒齒難忘！那真是我們當時的集體回憶，笑話實在太勁；笑話勁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今日都很不開心的社會。朱順慈常常問我「Dr. Ng，有甚麼解救啊？好慘呀！」我會說，講多一點笑話，笑話對身體好，而且笑話是港式文化研究的「商標」。
港式文化研究，其實很需要一種「Lightheartedness（輕鬆心情）」 — 即是說你對香港社會有怎樣的想法，用怎樣的態度去研究香港社會，有時是不可以壓著膊頭，雙眉深鎖去研究。因為香港最特別的地方是，自開埠以來，都是一種邊緣狀態，都是一種不可以自主的狀態；一路以來香港這麼特別，就是因為香港採用自己的方式，比如香港的報章文字之所以厲害，原因是它不像台灣或大陸的文字，因為它有一種「Lightness（輕巧）」，有一種「Fleet-footed-ness（輕快腳步），即社會在變，我們隨著去變，然後看看社會如何，再重新掌握。當中有很多，是以一種笑的態度，去對待一個世情，所以我時常希望多聽笑話。今日也有幾個很出色的笑話，如果真要為笑話頒獎，有些都可以獲獎 — 比如有一個說「我咁年青我點諗到咁多嘢吖」（眾笑），相當厲害！今早也有另一個「好正」：「李立峯喺度，好大壓力啫！點回應呀？」（眾笑）這些很好，相當港式。我覺得最好是葉蔭聰，他的笑話，大家聽不出來，但感覺到，是他說到「香港已死」，他的口罩下是微笑。
我覺得港式文化研究，如果將來做得好一點，應該有這三樣東西：第一，是 Longer View，Wider View，可以聯繫昔日典範裡，有特色的地方；第二，是有大一點的平台，不是「單槓」，而是有一些制度化的經費，可以幫研究持續下去，而這又可能要靠「中坑代」，即一些尚未退休的教授，可以做到學院裡的要求；第三，是多講一些笑話。
（原刊於立場新聞，本文為 2020 年 11 月 7 日第九屆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