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款：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信報財經新聞 | 2005-07-04 報章 | P40 | 文化 | 城市筆記 | By 梁款

　　今天跟大家說Steve Jobs，蘋果電腦的ＣＥＯ。

　　我是蘋果電腦的死硬擁躉，對於Steve Jobs的所作所為，時有注意。跟曾蔭權一樣，ＳＪ沒有讀完大學，但腦 筋敏捷，口甜舌滑，是個一流的推銷員。最近在網上讀到他在史丹福大學畢業禮上的演說，竟然見到我以為世間上 大部分一流推銷員已經失散了的一件隨身物—人性。他給同學說了三個關於自己的故事，我讀完再讀，感慨良多 ，願在此分享。

故事一：點與線

 　　ＳＪ出身寒微，養父母是名副其實讀得書少的工人階級。ＳＪ在大學開學半年，經常在課室悶暈，知道父母的 血汗金錢不應亂花，決定退學（他叫drop-out）。之後他在原校投靠同學，自由插隊（他叫drop-in），參加了各種 收費有限但醒神無限的課。從此他向自己青藍的天空，拋起無數隨心所欲又毫不相干的黑點。其中一點，叫做書法 ，十年之後，竟成就蘋果電腦漂亮字型和均距間格的獨門設計秘方，結果俘虜擁躉，嚇怕敵人，改變了電腦界的一 生。

 　　ＳＪ的教訓：人生充滿意外，沒有點，不成線，最亂的點，最終可能變成最直的線，向天空亂拋黑點，是做人 的美德。

 　　上星期五，我跟二十五位同學到石崗夏令營上我自稱十分醒神的通識課，一出門就遇上人生的大意外：紅色暴 雨、山泥傾瀉、雷電交加、曾蔭權咬着舌頭正式宣布要成為我們的特首。

 　　入營後，驚魂甫定，我效法ＳＪ，向同學拋出一個點與線的遊戲。偌大的課室，鋪上了一個六米乘八米的香港 地圖，同學站在上面，跟我提出的幾個問題，隨意走動：「你在哪一定點出生？」「你現在住在哪一點？」「你最喜歡在哪一定點出沒？」「如果香港要成為你心目中的後樂園，它要擁有一件怎麽樣的東西？」

 　　往後兩小時，同學在迪士尼樂園和堅尼地城屠房之間來來回回、蹲點踱步，站在２Ｄ的大地圖上，講述３Ｄ的 小故事。有人懷舊，有人前瞻，有人講消費，有人講反消費，有人站在旺角街頭，頭帶耳筒，跟陳奕迅一起清唱 ，有人站在赤柱灘頭，放下爸爸送她心愛的一隻表。

 　　晚上，四位中年導師入場，繼續在官涌與沙頭角之間drop-in, drop-out、遊行踱步。晚上十點，到我總結，我 說我其實沒有總結，這一天我們經歷意外，也看到你我的人生，請繼續隨心所欲，向天空亂拋更多的點點，或許十 年之後，你會找到串連你心中後樂園的一條線。我見到同學和一位導師在咬舌。

故事二：愛和失

 　　ＳＪ二十歲建立蘋果公司，十年內由車房式操作變成四千人的大企業，出產第一部蘋果電腦，然後突然被董事 局革職，一夜之間，由成變敗，這是ＳＪ人生的最低點（他說感覺像給硬磚撼頭）。

 　　很快他由低點爬起，效法張國榮，跟自己說「不如我們從新開始過」。之後五年他開了兩間新公司，其中一間 是今天響噹噹的Pixar動畫，另外一間，間接讓他重掌蘋果電腦。他也結識和愛上了一個女子，並訂終生。他說他今 天很感激那塊撼在頭上的硬磚，是那塊硬磚讓他由成功的沉重，回到學行者的輕盈，確認和珍惜自己的至愛，重新 上路。

 　　七月一日，我由銅鑼灣開始，跟大隊一起上路。天乍雨還晴，人汗流浹背，在鵝頸橋被三名女子截住，要做錄 影訪問。一看，原來是石崗營的營友，今天在努力學習將維園和中環連點成線。營友問：過去兩年七一有沒有參加 七一遊行？我答：有。問：為什麽還要遊行？答：因為原先討厭的壞人壞事，幾乎全部未有解決。問：今年遊行人 數減少，你有什麽感覺？我抹汗，無語，繼續前行。

 　　七一遊行人數，三年之間，由五十萬變成兩萬，對遊行界來說，是個情緒的新低點。晚上回家在電視看到莊耀光說遊行人數雖減，普選訴求不滅，我們要細水長流，為香港公民社會打底。那一刻，我想起ＳＪ，我想ＳＪ會說 ，○五七一遊行的「失」，正是那塊撼在眾人頭上的硬磚，教我們卸掉五十萬個「成功」的包袱，回到學行者的輕盈，重新確認和珍惜自己的至愛至恨。我仍然痛恨回歸後見到的壞人壞事壞制度，只要這些問題未有解決，我還會 響應《陸恭蕙通訊》七月二日作出的呼籲：「從今以後，年年再見」。

 　　我也愛○三七一爆發出來的那種做人處世的新力量：不單止叫老董下台、普選特首，更加喊平等開放、兼容豁達、放權均富、注重健康、愛護林木和承認人類共存貴乎一個「公」字。

 　　○五的「失」，提醒我要抓緊至「愛」，從新開始，跟公民社會持之以恆，互訂終生。

 故事三：死

　　第三個故事，不太吉利，我不想多說，它是關於「死」。

　　ＳＪ是一個怪人，過去三十三年來，他每天早上都會對鏡自問：「假如今天是我人生最後的一天，我是否願意 幹我今天將要幹的事？」他說如果連續多天，他的答案是「不」的話，他知道他應該變了。去年，醫生診斷ＳＪ患 上癌症，這個怪人問題變得切膚入肉，他也更有資格跟學生說，「死亡是生命最大的催化劑」，「你的人生有限 ，所以不要浪費時間去過別人的人生」，「你要放膽依你自己的心而過你自己的人生」。

 　　這個「今天是你人生最後一天」的問題，我在營內向同學問過。年輕人頭上有青藍的天空，對問題的反應自然 是嘻嘻哈哈，不以為然。同學反問我，我的答案，照例是梁款式的模棱兩可。今天，我會比較堅定向大家說，如果 在這最後一天，我要到石崗營跟學生玩人生地圖上的點與線，或者在鵝頸一帶跟二萬人一起大搖大擺，依心而行 ，努力過自己的人生，我想我會說個「是」字。

 　　七一遊行，全人教育，是名副其實的一次大長征。作為香港公民社會的死硬擁躉，我願將ＳＪ給史丹福同學的 勉勵說話，轉送給這二萬名香港市民和二十五位大學同學：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梁款：本土故事

信報財經新聞

 | 2007-03-26 報章 | P38 | 文化 | 城市筆記 | By 梁款 

　　　星期六，天陰有雨，在深水埗桂林街舊樓天台出席了《活在西九》的講座，講了一個有關西環、西九和我自 己的故事。說話途中，大聲公缺電，故事欲斷難斷，今天借《信報》的場地，繼續再講。

 我在ＳＯＣＯ的日子

 　　《活在西九》，是社區組織協會（ＳＯＣＯ）今年的重頭活動。我的私家故事，無獨有偶，由ＳＯＣＯ開始。

 　　我二十歲開始正式做人，第一個遇到的益友，是ＳＯＣＯ。一九七七年的暑假，我在ＳＯＣＯ當義工，每天由 西環跑到紅磡，偶爾還轉乘公車，直達九龍灣，在鐵皮建造的安置區訪貧問苦，學人幫居民爭取權益。

 　　那時候，我的私人地標，由穩步前行的港島電車大道，擴展至崎嶇不平的九龍斜坡。我人生第一次「落區」 ，我也見到「社區」原來有新有舊，有貧有富。

 　　在ＳＯＣＯ紅磡的大本營，我經常瞪眼望着社運前輩邊吃蛋撻邊說故事。他們的故事由一九五三年開始，講無 情的木屋大火，講無人性的公屋建築；講殖民管治必然因循保守，講資本主義一定肥上瘦下。

 　　那時ＳＯＣＯ有兩件寶貝器物，我印象至深。一是摺枱，用來招待記者或者襲擊敵人，好使好用；二是大聲公 ，好大聲、好大聲的大聲公。

 　　後來我讀書，再讀書，輾轉到大學教書。因為喜歡唱歌，我主教「階級社會」之餘，還兼教「文化」。因為喜 歡漫畫，我認識了一些畫家，並學人認真欣賞電影。慢慢，我的私人地標，由薄扶林道移向灣仔，經過油街，抵達 牛棚。我遇上很多正牌的藝術家和邪牌的文化人。不止一次，我瞪眼望着他們邊吃蛋撻邊說故事。他們的故事由一 九八四年開始，遙望九七徬徨，近觀本土情緒，並以古靈精怪的方式，呈現木屋美學、長廊記憶、殖民符號和資本 主義的面色。他們慣用的寶貝器物包羅萬有，印象深刻的包括鐵鎚、水煲、粉筆、雞骨、馬眼和獨臂刀。 

活在西九、教我高興

 　　以上私人故事說得很長，因為不這樣說，我沒辦法解釋星期六我站在西九天空底下那種複雜的感覺。

 　　《活在西九》由ＳＯＣＯ主辦。ＳＯＣＯ是老牌社運機構。站在天台八十張尼龍床百前，我確認它的老牌經歷 跟我的私家遭遇大量雷同，絕非巧合。

 　　我的前半生，先見摺枱，再現粉筆，先爭權益，再保感覺，對本土、社區、官、民、博愛和殘忍有層層疊疊的 體會。《活在西九》和今天的ＳＯＣＯ，給我的印象，同樣纏綿複雜。

 　　首先這個天台展覽背靠石硤尾、斜望朗豪坊，對頭衝着的地標是西九的擎天豪宅和附近傳說中的文化公地。在 這個背景之下，桂林街的天台是一個宣言，它宣布有人不喜歡商業行頭、地產帶動、唾棄庶民的港式城市發展，它 也宣布文化項目不要從天而降，要由地道生根。　　桂林街的天台同時是一次示範。展覽的主角不是「文化」，不 是「西九」，而是那個「活」字，它告訴大家，深水埗舊區有人、有物、有感覺。展覽要示範的是平民百姓活生生 的生活。

 　　《活在西九》既抓權益，亦講感覺，它批判全球資本主義，靠保衞地區庶民記憶。它糅合了我前半生見到的香 港民間社會的大追求。站在天台，很高興。我高興見到石硤尾 和藝術中心這些歷史地標點線相連，我高興見到展覽 用的器物，除了摺枱和大聲公，還有粉筆、鐵鎚和舊水煲。那天，攝影人吳文正對我說，社會運動跟文化反斗，在 陋巷天井正式攜手，教人感動。我完全同意。

 活在西九，教我皺眉

 　　但我有疑問。我見到出席講座的朋友、學生，遊人，甚至ＳＯＣＯ辦事人霍天靈自己，都在皺眉。我認為皺眉的關鏈在於兩個大字─故事。

 　　一、我們想說一個什麼的故事？

 　　近日在有關天星鐘樓、喜帖街清拆以至《活在西九》等事情上，民間社會對什麼要，什麼不要，因何破，因何 立，其實沒有共識。當中我見到至少有三個頗為動人但矛盾待解的故事。

 　　 保護社區，是要抗拒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和本土地產行頭的「發展主義」。它要將平民歷史、市民權和社會責 任這些政治課題放上議程。在精神上，它跟早期ＳＯＣＯ的性格有三分相似。 　　 保護社區，是要珍重本土歷史，留住集體足迹，說香港人可以在全球劃一化的壓力下，記下一代人多元（雜嘜 ）建樹，並進一步發揚本土（特別是文化上）的能量。在精神上，它其實是文化人再愛香港的第一百零二個理由。

 　　 保護社區，是要跟香港經歷和全球感性接軌，搞好文化保育。保育文化，要深究歷史，熟讀憲章，並且落手落 腳，由一樑一柱的保存做起。它關心城市重建，但不一定全方位「爭取居民權益」，它更害怕真假文化人感情泛濫 ，濫用「集體回憶」。在我個人、ＳＯＣＯ和香港的經歷中，這是一個新生的故事。

 　　以上三個故事層層疊疊，在地標、器物、方向和處事方法上有離有合，有互助，有矛盾。《活在西九》說的是 究竟哪一個故事？　　我們如何理順三個故事之間的矛盾？

 　　二、誰去說這個故事？

 　　《活在西九》由居民和藝術人攜手共創，呈現民間生活，目標是「社區藝術」所要求的「雙向交往」（two way engagement）。這件事情跟炒好一碟民間撚手小菜一樣，知易行難。過去幾年，轉了型的ＳＯＣＯ在此作了多種探 索，《活在西九》也借助了幾名一直跟民間眉來眼去的藝術人落力建造，出來的結果能否擺脫將平民「浪漫化」或 「奇觀化」的危險兩極，仍待爭議。

 　　正如何慶基所說，「社區藝術」從來就是一件踏鋼線的行動。《活在西九》踏對了嗎？ 

　　三、怎樣好才能把故事繼續說下去？

 　　舊區更新、文化保育、另類城市空間建設，不是請客吃飯。世間上較成功的例子（如多人稱讚的英國的 Castleford Project）往往耗資龐大，籌備經年，參與者眾（由政府到媒體到大量民間社團）。《活在西九》在四 月一日最後展出，我問：之後何去何從，辦事人停下，皺眉，然後說─不知道。

 　　香港本土故事，有人有物有地標。這杯水是半滿還是半空，要看你選擇為自己的未來說一個怎麼樣的故事。

梁款：火紅年代，unbuttoned

信報財經新聞
P28 | 副刊-文化 | 圖文傳真 | By 梁款 | 2002-03-18

　　上星期，梁錦松到香港大學唱歌講英文，揭露自己學生時代是國粹派。我想起一些舊事。

　　我在四分一個世紀前入讀港大，歷史書說的學生運動火紅年代，正燒到尾聲，剩下幾件焦炭。國粹派，和國粹派的敵人，我都見過。那時敵對派系交鋒，火藥味很濃。初入大學，我堅持觀望，迎新活動，兩邊都捧場。

　　國粹派的前輩有兩件絕技，我至今仍印象深刻。一是唯物辯證法；二是深夜「摸大髀」。前者是分析歷史，以理服人，後者靠促膝談心，招攬入隊，情陷新鮮人。那時我年輕，對於被陌生人「摸大髀」始終覺得有點尷尬，最後加入了國粹派的敵對陣營。後來遇到國粹派迎新營的組長，對於什麽叫做「怒目而視」，有成年人的體會。

　　後來我知道，國粹派的敵人，存世的任務是講國粹派的壞話。這些人，信仰紛雜、貪玩、不信邪，喜歡叫自己做「黑五類」，自辦食堂取名「黑記」。在「黑記」出入的人，搞學運時用心用力，做人處世卻跟「火紅」的官方形象大有出入。部分堂友主修懶惰，長期苦練睡眠。部分堂友寫詩出身，在諮詢大會上誅死敵人卻例必食指先行、破口大罵；私下駁火，講粗口和寫大字報同樣字字珠磯，句句有來歷。

　　更多堂友，長期右腳放下，左腳舉上、不穿鞋、不漱口、敞開胸膛、目空一切，由儀容裝扮到人生目標，鄙視繩規，全面 unbuttoned。

　　史書背後，有人氣。我慶幸我們到過「黑記」。

圖：謝至德　文：梁款

梁款：既火紅又發黑的七十年代

信報

28 | 副刊-文化 | By 梁　款 | 2002-06-11

　　香港電台製作的《集體回憶》系列，已回到七十年代。在節目籌備期間，有機會跟編導談點舊事，感覺竟如昨天。

　　上周日那集，講大學生，第一樣想到的，是那個用得很濫，但又不能不用的印象：火紅的年代。我在七七年入港大讀書，未入大學之前，聽過學生運動的二三事。入到校園，上到學生會大樓，見到不少穿火紅色背心和茶色膠拖鞋的同學，我的手和心都很癢。我參加了學生會的活動，加入了校報，定期寫作出版，不定期上街示威，學人「搞運動」。

　　我見過幾個學運傳奇人物的背影，感受到那種要為人民改朝換代的正氣。我記得這些前輩大部分的樣子都很前輩，他們熟讀中共黨史，唯物辯證法出口成文。一年班時，我參選學生會國際事務秘書一職，是百分百的熱情搭夠，真空上陣。我記得有個叫×叔的同黨前輩，日夜給我打歷史補針，令我一生人第一次知道哲古華拉原來不是一個搖滾樂歌手。

　　現在想起，搞學運其實有許多荒唐的時刻。例如因為要誅死敵對派系而苦練充滿仇恨的眼神。例如因為要巡迴出席大小屬會舍堂的諮詢大會，接受居心良莠不齊的同學拋出來的種種考驗（我曾經被點名獨唱校歌和扮尊特拉華達跳舞），搞到整月不眠，然後帶著一對發黑又同時充滿仇恨的眼睛回家，嚇死媽媽。但無論如何，火紅的年代的確播下了不少火紅的種籽，當年身邊不少對黑眼，今天還在為民請命，活躍政壇，「六四」時有淚光。七十年代要回憶，總少不了×叔的細說當年，以今天的身世對照昨天的眼神，立此存照。



還我年輕真面目



　　但我知道，七十年代的大學生，絕非面面俱紅。我入港大時，四人幫剛剛倒台，許多昨天的大是，變成今天的大非，小部分穿紅背心的同學在抓頭，大部分不穿紅背心的同學開始叫囂，叫學生會還我年輕的真面目。什麽是年輕的真面目？年輕人的花名應該叫做仔仔，不應叫做叔叔；年輕人應該無道德包袱，無政治枷鎖，在飲汽水的口味和上堂睡眠的姿勢都應該各施各法，百花齊放。

　　這一群帶點憤怒，一心想為不火紅大學生平反的同學，有些十分出位。他們擺明不屑唯物辯證法，在大學出入的宗旨，是希望將人類最真的一面，公之於世︰有惡形惡相，有官仔骨骨，上堂可以，考試ＯＫ，大飲大食、留連波場，玩頹廢、追女仔，對廣東潮汕一帶的粗口滾瓜爛熟。他們自稱「fuzzy佬」（一定是「佬」，不是「女」，更加不是「婆」），並廣印名帖，十分自豪。

　　今天我們很少提起「fuzzy 佬」。我們似乎忘記了原來火紅的年代有這麽青藍的一面。離開火把愈遠，我就更覺得這可能是七十年代大學生更真更老實的一面。我記得當年競選做學生報編輯，我們以人多勢眾，我是四千同學的大磁石為號召，壓死對手。今天我還保留了那張足足有一百個人在場的編委會全家福競選大合照。那時我很自豪，今天看照，我會問那時三千九百個沒有在相中出現的港大同學究竟在想什麽？幹什麽？他們很少投稿，不少甚至不看學生報，避開學生會。他們或許不習慣凌晨三點在民居街頭打鑼（fuzzy 佬的秘技），但他們的心情與生活很可能同樣貼近平穩，意識形態帶點青青藍藍。我記得我曾經嘗試勸過好幾個同學脫下外衣，投身「洪流」，一起辨一份「有意義」的學生報。他們向我說不，他們想讀好書，做好人，過點正常的大學生活。這些同學，今天有人做了局長，有人打理銀行，有人做了律師，我想他們已成了二十一世紀香港社會真正的中流砥柱。



跨代回憶，人人有份



　　我想如果這一集《集體回憶70年代》能夠找來×叔、仔仔和局長一起聚舊，一起拿當年穿過的背心和外衣上鏡，回味學生會飯堂黑提䱽魚飯的甘香，以及上導修堂時 fuzzy 佬如何生吞馬克思主義的奇景，這會是值得珍藏記錄的盛事。

　　上學年，我試過在班房為這一代的港大學生搞七十年代集體回憶。課程前半部找來那個時代的當事人現身說法，即場衝擊。下半部學生要拿起攝錄機，為一個年代尋蹤自拍。我記得其中一課莫昭如播了七十年代末自拍的「生活片斷」，（當然莫昭如的生活充滿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執著和一個殖民地底下年輕人憤怒的心聲。）同學看完，部分覺得「幾震撼」，部分說「幾得意」，部分說：「好混亂，都唔知講乜。」

　　正因為這樣，我們更須要回憶。集體回憶，不是要找出「真相」，為歷史定性。集體回憶，是要世世代代，翻尋舊事，掏出照片，將各種火紅、發黑和青藍的面孔排列對碰，豐富跨代的知性和感覺。集體回憶，瞻前顧後，人人有份。

呂大樂：那年，1978

明報
D06 | 人文·關懷·視野 | By 呂大樂


2009-01-19

那年,1978

編按：趙來發生命中不同階段都伴有不同的「名號」，去到終路已易名趙啟銘。最長久最具影響力的，除了趙來發本名，有早年的「張月愛」，以此筆名發表城市文化觀察、評論好些年。社會學者呂大樂跟他在港大《學苑》共度了「張月愛」歲月，呂大樂旁觀趙還未舉起招牌V 字手勢的青春時代，倒都已預先顯影了餘生之境。



文． 呂大樂

認識「發仔」，是在1978年夏天，介紹人是陳運傑。我記得那是一次在某個社區中心進行的文宣活動，應該與金禧事件有關。當時大學入學試已經放榜，我們兩人都考上港大， 「傑仔」在介紹互相認識的時候，笑說「你們入大學後可以一起搞事」。

果然，在往後幾年，我們一起搞過一些事。當然，現在事後看來，也不算是什麼大事，但成績總算「見得人」，有個交代。聖誕日跟「發仔」最後一次見面和聊天 時，也談到這些陳年往事。離開前他還以他一向慣用的方法，將我們談過的，重新以他的方式、語調再作一次總結。轉身再望他一眼，他一如以往擺出V 字手勢。



「少髮」：他還是出山了

「發仔」何時開始有此V 字招牌手勢，我已想不起了。最初認識他的時候，他打招呼的方式是從後面在你的肩膀上輕點兩下，待你有反應時他閃到另一方向，等你要一轉再轉，然後大家哈哈大笑。跟「發仔」合作，要懂得分享他那份不嚴肅但很認真的態度。

「發仔」入大學後， 「自投羅網」，入住了由一批學生會活躍分子所辦的自辦舍堂： 「星火堂」。這差不多保證他在未來一兩年內，要成為出入學生會大樓的學生運動中人。結果他有份組閣，參與學生會選舉，成功當選財務秘書。對熟悉「發仔」的 朋友來說，這是一件頗難想像的事情。雖然當時跟他還是初相識，但怎樣也很難相信他會安靜地坐在學生會辦公室內，管理一盤既繁複同時又瑣碎的帳目。

不過，最後任務完成，而且還未聞有任何投訴。我曾經問他好幾次，究竟當上一年學生會幹事是什麼滋味。他的答案總是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開始，而到最後是談到如何通過管理帳目而了解到大學官僚架構的程序、學生會鮮為人知的一面等等。

我相信，這是他獨有的一套辯證法，無論事情怎樣，總會有另一面向，有得有失，失而復得。

經過一年沉悶的學生會行政工作之後，要勸他出山當學生報《學苑》的總編之一，並不容易。但「發仔」這個人一怕人長氣癡纏，二不懂得向人說不，結果在一推再 推之後，還是答應了一起組閣，出任副總編。其實我們合作寫稿、編輯刊物，早在進入港大的那個月便開始。當時我們是在迎新活動過後參加了《學苑》，是專題版 的編委，編輯是梁款、曾嘉燕等，該期的主題是「六八——七八香港十年回顧（下）」。我們的小組共有3 人，成員包括「發仔」和「阿麥太Lydia」（現時她在《信報》寫專欄所採用的筆名），負責社會運動這個題目。當時不知天高地厚，走訪過吳仲賢、莫昭如等 之後，便要落筆寫社會運動的總結。我跟「阿麥太」以時序的方式寫社會運動發展史， 「發仔」則嘗試在另一個層次（因為他當時已「蒲」天主教大專聯絡，聽過一些總結金禧事件與社運的講座，讀過一點盧卡契的理論）整理社運團體與組織行動的關 係。他的文章以〈狹縫中的鬥爭〉為題，筆名少髮。

跟「發仔」第一次合作已差不多決定了日後一起工作的方式——除必要一起蒐集材料或討論之外，其餘分頭行事。當年以死纏爛打的方式請他出山參與編輯《學 苑》，前題是容許他從學生會落莊之後，專心讀書考試。我是文學院的學生，二年級階段整年不用考試，所以一口答應，叫他考完試才歸隊。結果呢？

因為當年的學生會大樓與圖書館對望，一群損友見他坐下溫習，便隔着玻璃向他揮手，引他過來飲下午茶、打康樂棋，而他也一如所料，跑過來跟我們在飯堂的餐桌上論盡大小事情。

我之所以要提到當時「發仔」暫時離隊的安排，是因為假如1980-81 那一屆《學苑》真的有任何翻閱的價值，那很大程度上是「發仔」歸隊後他一手扭轉形勢後的結果。在上莊之前，我跟「發仔」詳談過要搞一份怎樣的學生報。當時 的結論是從本土社會出發（所以誓死在5 月號不搞「五四運動」專題）、具備可讀性的學生雜誌。整個編輯室的同學都努力嘗試有所突破，但初期反應未如期望。

第一期的雙專題（同性戀及城市發展）沒有引起注意；第二期以大學考試簿的設計做封面（編輯部的社論擺明嘲諷校園的氣氛， 文章題目為The Age of Intellectualism），結果引來一些同學不滿，將《學苑》掛在圖書館門口，點名批評；五月號不談「五四」談深圳特區，封面照片是李鴻章， 人人叫悶。就在這時候，「發仔」歸隊了。

張月愛：相傳於同學至媒體時維1980 年暑假，決定將第五、第六兩期合刊，製作一期76 頁（應該是前所未有）的學生報，主題是1980 大都會，全面分析香港的政治（尤其是地方行政）、社會（尤其是城市發展、青年及階級）、文化（流行音樂及相關的現象）。那個專題的題目有吸引力，但文章還 是「硬」的多，重分析，心裏擔心極可能在迎新派發時，又遭同學冷淡對待。實際的情况是那一期合刊反應熱烈，有些同學更將中間四大版的圖片選輯（刊登了「發 仔」從學生會儲物櫃發掘出來的舊相簿裏面的一些照片）拿回宿舍當海報貼在牆壁上。扭轉形勢的關鍵是在這個大都會專題裏， 「發仔」寫了一篇萬多字的文章——〈大學生活輪流轉〉——一篇在同學中間廣泛流傳的文章。從此，《學苑》不再被視為同學們不願意拿上手的學生刊物。

落莊前，我們決定再辦一期76 頁的大製作，再來一次香港社會發展回顧，無所不談。在辦這兩次合刊的過程中， 「發仔」一而再的顯了他的一手。當年辦學生報，當「老總」的都要左右包抄，以不同筆名寫稿，填滿版面。所以，要寫得多，寫得快，是基本要求。但像「發仔」 般於早一個晚上收到指示而能夠在24 小時後交上一卷寫上一二萬字稿紙的，應該屬於少見。

更重要的是，他不單止快手，而且文章都很有分量，絕非行貨。前面提過〈大學生活輪流轉〉一文，在當年同學之中成為了一個話題；他在最後一期合刊裏寫了一篇 2萬字的〈太平之龜：香港1841-1980〉，香港百多年的歷史，娓娓道來。時為80 年代初，社會大眾對本土社會、歷史、文化的注意仍然十分有限。他能夠寫出那兩篇很有氣勢的文章，殊不簡單。〈太平之龜〉得本地雜誌《廣角鏡》轉載，後來再收入《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一書之內（廣角鏡出版社，1981 年）。

畢業後他繼續以張月愛為筆名，寫社會文化評論的文章。曾經有過一段短時間，我們共用這個筆名，開筆前先來一次腦震盪（各自寫下自己的筆記），然後分頭行 事，最後由他來做整合。第一次合作寫了〈透視香港青年人的消費文化〉，刊登在《信報財經月刊》（1981 年11 月）。後來邱誠武等編輯了一本題目為《香港青少年問題探索》（臻善文化事業，1983 年）的論文集，也選輯了這篇文章。同一時期，由邵國華牽頭，一群剛大學畢業的年輕社會文化評論作者協力在《信報》開了一個名為「文化失言」的專欄， 「發仔」以筆名張月愛參與其中。往後幾年，他以這個筆名寫過不少文化評論的文章，散見於本地報刊。









理論上， 「發仔」不能算是第一批本地城市文化觀察、評論作者；在他前面有陳冠中、曾澍基、丘世文、Q 仔、澄雨等。但在我們那一輩當中， 「發仔」對推動城市文化觀察、評論介入本地雜誌、報章副刊、以至電台電視台，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的文章好讀，而且善於解讀現象，容易得到當時的編輯受落。有他來掩護，我們的文章才有更多機會陸續在各報刊登陸。後來他由公務員轉行為全職文化人，開拓全新概念的文化版、副刊，就進一步為城市文化觀察、評論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曾經跟「發仔」合作的朋友或者都知道，他喜歡在完成稿件之後，分析為什麼這仍然不是最好的，有些什麼地方可以修改、改善。對他來說，很多事情都屬於「未完」、「待續」，只不過因為時間關係，暫時又要轉到另一課題而已。或者他還有未完成的心願（我曾經見過他已寫了2、3 萬字的港大校史的手稿），未完成的工作，但假如他知道直接或間接受他啟發的人，在不同崗位上所發揮的作用時，那應該明白原來自己有着多麼巨大的能量。

通過他而產生的種種文化創作、創新，應該是香港文化史上的一頁。就算他手上尚有未完成的事情，也應該沒有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