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那年，1978

明報
D06 | 人文·關懷·視野 | By 呂大樂


2009-01-19

那年,1978

編按：趙來發生命中不同階段都伴有不同的「名號」，去到終路已易名趙啟銘。最長久最具影響力的，除了趙來發本名，有早年的「張月愛」，以此筆名發表城市文化觀察、評論好些年。社會學者呂大樂跟他在港大《學苑》共度了「張月愛」歲月，呂大樂旁觀趙還未舉起招牌V 字手勢的青春時代，倒都已預先顯影了餘生之境。



文． 呂大樂

認識「發仔」，是在1978年夏天，介紹人是陳運傑。我記得那是一次在某個社區中心進行的文宣活動，應該與金禧事件有關。當時大學入學試已經放榜，我們兩人都考上港大， 「傑仔」在介紹互相認識的時候，笑說「你們入大學後可以一起搞事」。

果然，在往後幾年，我們一起搞過一些事。當然，現在事後看來，也不算是什麼大事，但成績總算「見得人」，有個交代。聖誕日跟「發仔」最後一次見面和聊天 時，也談到這些陳年往事。離開前他還以他一向慣用的方法，將我們談過的，重新以他的方式、語調再作一次總結。轉身再望他一眼，他一如以往擺出V 字手勢。



「少髮」：他還是出山了

「發仔」何時開始有此V 字招牌手勢，我已想不起了。最初認識他的時候，他打招呼的方式是從後面在你的肩膀上輕點兩下，待你有反應時他閃到另一方向，等你要一轉再轉，然後大家哈哈大笑。跟「發仔」合作，要懂得分享他那份不嚴肅但很認真的態度。

「發仔」入大學後， 「自投羅網」，入住了由一批學生會活躍分子所辦的自辦舍堂： 「星火堂」。這差不多保證他在未來一兩年內，要成為出入學生會大樓的學生運動中人。結果他有份組閣，參與學生會選舉，成功當選財務秘書。對熟悉「發仔」的 朋友來說，這是一件頗難想像的事情。雖然當時跟他還是初相識，但怎樣也很難相信他會安靜地坐在學生會辦公室內，管理一盤既繁複同時又瑣碎的帳目。

不過，最後任務完成，而且還未聞有任何投訴。我曾經問他好幾次，究竟當上一年學生會幹事是什麼滋味。他的答案總是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開始，而到最後是談到如何通過管理帳目而了解到大學官僚架構的程序、學生會鮮為人知的一面等等。

我相信，這是他獨有的一套辯證法，無論事情怎樣，總會有另一面向，有得有失，失而復得。

經過一年沉悶的學生會行政工作之後，要勸他出山當學生報《學苑》的總編之一，並不容易。但「發仔」這個人一怕人長氣癡纏，二不懂得向人說不，結果在一推再 推之後，還是答應了一起組閣，出任副總編。其實我們合作寫稿、編輯刊物，早在進入港大的那個月便開始。當時我們是在迎新活動過後參加了《學苑》，是專題版 的編委，編輯是梁款、曾嘉燕等，該期的主題是「六八——七八香港十年回顧（下）」。我們的小組共有3 人，成員包括「發仔」和「阿麥太Lydia」（現時她在《信報》寫專欄所採用的筆名），負責社會運動這個題目。當時不知天高地厚，走訪過吳仲賢、莫昭如等 之後，便要落筆寫社會運動的總結。我跟「阿麥太」以時序的方式寫社會運動發展史， 「發仔」則嘗試在另一個層次（因為他當時已「蒲」天主教大專聯絡，聽過一些總結金禧事件與社運的講座，讀過一點盧卡契的理論）整理社運團體與組織行動的關 係。他的文章以〈狹縫中的鬥爭〉為題，筆名少髮。

跟「發仔」第一次合作已差不多決定了日後一起工作的方式——除必要一起蒐集材料或討論之外，其餘分頭行事。當年以死纏爛打的方式請他出山參與編輯《學 苑》，前題是容許他從學生會落莊之後，專心讀書考試。我是文學院的學生，二年級階段整年不用考試，所以一口答應，叫他考完試才歸隊。結果呢？

因為當年的學生會大樓與圖書館對望，一群損友見他坐下溫習，便隔着玻璃向他揮手，引他過來飲下午茶、打康樂棋，而他也一如所料，跑過來跟我們在飯堂的餐桌上論盡大小事情。

我之所以要提到當時「發仔」暫時離隊的安排，是因為假如1980-81 那一屆《學苑》真的有任何翻閱的價值，那很大程度上是「發仔」歸隊後他一手扭轉形勢後的結果。在上莊之前，我跟「發仔」詳談過要搞一份怎樣的學生報。當時 的結論是從本土社會出發（所以誓死在5 月號不搞「五四運動」專題）、具備可讀性的學生雜誌。整個編輯室的同學都努力嘗試有所突破，但初期反應未如期望。

第一期的雙專題（同性戀及城市發展）沒有引起注意；第二期以大學考試簿的設計做封面（編輯部的社論擺明嘲諷校園的氣氛， 文章題目為The Age of Intellectualism），結果引來一些同學不滿，將《學苑》掛在圖書館門口，點名批評；五月號不談「五四」談深圳特區，封面照片是李鴻章， 人人叫悶。就在這時候，「發仔」歸隊了。

張月愛：相傳於同學至媒體時維1980 年暑假，決定將第五、第六兩期合刊，製作一期76 頁（應該是前所未有）的學生報，主題是1980 大都會，全面分析香港的政治（尤其是地方行政）、社會（尤其是城市發展、青年及階級）、文化（流行音樂及相關的現象）。那個專題的題目有吸引力，但文章還 是「硬」的多，重分析，心裏擔心極可能在迎新派發時，又遭同學冷淡對待。實際的情况是那一期合刊反應熱烈，有些同學更將中間四大版的圖片選輯（刊登了「發 仔」從學生會儲物櫃發掘出來的舊相簿裏面的一些照片）拿回宿舍當海報貼在牆壁上。扭轉形勢的關鍵是在這個大都會專題裏， 「發仔」寫了一篇萬多字的文章——〈大學生活輪流轉〉——一篇在同學中間廣泛流傳的文章。從此，《學苑》不再被視為同學們不願意拿上手的學生刊物。

落莊前，我們決定再辦一期76 頁的大製作，再來一次香港社會發展回顧，無所不談。在辦這兩次合刊的過程中， 「發仔」一而再的顯了他的一手。當年辦學生報，當「老總」的都要左右包抄，以不同筆名寫稿，填滿版面。所以，要寫得多，寫得快，是基本要求。但像「發仔」 般於早一個晚上收到指示而能夠在24 小時後交上一卷寫上一二萬字稿紙的，應該屬於少見。

更重要的是，他不單止快手，而且文章都很有分量，絕非行貨。前面提過〈大學生活輪流轉〉一文，在當年同學之中成為了一個話題；他在最後一期合刊裏寫了一篇 2萬字的〈太平之龜：香港1841-1980〉，香港百多年的歷史，娓娓道來。時為80 年代初，社會大眾對本土社會、歷史、文化的注意仍然十分有限。他能夠寫出那兩篇很有氣勢的文章，殊不簡單。〈太平之龜〉得本地雜誌《廣角鏡》轉載，後來再收入《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一書之內（廣角鏡出版社，1981 年）。

畢業後他繼續以張月愛為筆名，寫社會文化評論的文章。曾經有過一段短時間，我們共用這個筆名，開筆前先來一次腦震盪（各自寫下自己的筆記），然後分頭行 事，最後由他來做整合。第一次合作寫了〈透視香港青年人的消費文化〉，刊登在《信報財經月刊》（1981 年11 月）。後來邱誠武等編輯了一本題目為《香港青少年問題探索》（臻善文化事業，1983 年）的論文集，也選輯了這篇文章。同一時期，由邵國華牽頭，一群剛大學畢業的年輕社會文化評論作者協力在《信報》開了一個名為「文化失言」的專欄， 「發仔」以筆名張月愛參與其中。往後幾年，他以這個筆名寫過不少文化評論的文章，散見於本地報刊。









理論上， 「發仔」不能算是第一批本地城市文化觀察、評論作者；在他前面有陳冠中、曾澍基、丘世文、Q 仔、澄雨等。但在我們那一輩當中， 「發仔」對推動城市文化觀察、評論介入本地雜誌、報章副刊、以至電台電視台，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他的文章好讀，而且善於解讀現象，容易得到當時的編輯受落。有他來掩護，我們的文章才有更多機會陸續在各報刊登陸。後來他由公務員轉行為全職文化人，開拓全新概念的文化版、副刊，就進一步為城市文化觀察、評論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曾經跟「發仔」合作的朋友或者都知道，他喜歡在完成稿件之後，分析為什麼這仍然不是最好的，有些什麼地方可以修改、改善。對他來說，很多事情都屬於「未完」、「待續」，只不過因為時間關係，暫時又要轉到另一課題而已。或者他還有未完成的心願（我曾經見過他已寫了2、3 萬字的港大校史的手稿），未完成的工作，但假如他知道直接或間接受他啟發的人，在不同崗位上所發揮的作用時，那應該明白原來自己有着多麼巨大的能量。

通過他而產生的種種文化創作、創新，應該是香港文化史上的一頁。就算他手上尚有未完成的事情，也應該沒有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