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用學問來說服我 陳國邦

壹周刊 豪語錄 2012年11月22日

陳國邦收起太監腔，說了一個故事。

中五畢業前夕，某人一心考入理工學院，打算將來做個什麼技師也好。還未開業的演藝學院來招生，找個外籍人士假扮教學官，混在學生中間，鬧爆演藝學院浪費時間，演技並不是一門學問。

某人心情興奮，期待罵戰繼續，最好動武。演藝學院那班宣傳大使隨即下戰書，要教學官上台合演即興劇。教學官欣然接受，一路演，一路除下假髮假鬍鬚。某人才恍然大悟。

「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體會演戲的威力，可以令觀眾的情緒跟隨跳動。演戲，的確是一門學問。」陳國邦抹了一下眼鏡片。故事往後發展，不用細表。

遺漏了一部分。整間中學，整班中五畢業生，當日之後，動身投考演藝學院的，只有陳國邦一人。禮堂之大，大概得陳國邦認同演技是一門學問。

或者，是認同學問有用。

讚

壹：懷才不遇？

陳：我拍第一齣電影就提名金馬獎，有電影不拍，加入電視台，貪電視台產量大，發揮機會多。四年下來，文員仔依然是文員仔，主任也去不到。薪金由五千五加到九千五，別人卻個個月入過萬。那時，話離開就離開，未有後路。

給人稱讚演技出色，十年有多，我得到什麼？我愛看書，看書令我增加學問。很多科學家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功勞都被歸去另一人身上，一直籍籍無名，要事隔很多年，才獲歷史學家平反。我陳國邦算什麼？頂多只是一個有九成觀眾讚好的演員，有什麼大不了？

我用這種方式開解自己。

壹：觀眾的讚賞，幫了你，還是害你？

陳：有時，真的情願無人讚。

無人讚，知道自己差勁。但你不斷讚我，不斷話我好快得到大禮物，我由十幾歲等到三十幾歲，很難不懷疑大家在欺騙我。

有人讚，對於一個人的成長是種推動力。也令我產生很多無謂的憧憬。

拍電影的幾年，拍到《飛虎雄心》。兩、三年間，不斷扮演警察，扮到連金獅影碟都有陳國邦一欄。

自大呀！以為陳國邦的演技好到做什麼角色都可以，於是刻意接拍《廣州殺人王》，又強姦又殺人。結果，一夜之間，所有警察角色也不再找我！

說懷才不遇，說控訴，那時的力度最大，甚至覺得香港的觀眾根本不懂得睇戲，只懂得看形象。

壹：是你不夠好，還是觀眾水平不夠？

陳：是市場太細。

羅文、梅艷芳那一代歌手，即使三、四線，也唱得，偶像派頂多得一兩個。到偶像派抬頭，舊一輩的接近消失。他們當時還未過身呀！說明什麼？說明香港的觀眾資源在同一時間只足夠支持一種風格。

以前，我相信有能力等於有成果，慢慢明白技術不是最重要的範疇。做人才是。任你能力再高，無法跟世界融合，只會阻礙機器運作。

壹：即是要奉承才可以生存。

陳：有一、兩年，我刻意去應酬交際。不過，你想擦鞋，也要受者肯接受，肯俾你擦。擦鞋擦得成功的，我衷心欣賞，當中也充滿學問。

又或者，是不是可以演得嘩眾取寵一點？我不是不屑，是無能為力。

娛樂圈始終是為觀眾帶來歡笑的行業。只是，你要我一味擺甫士，我做不到。我看阮兆祥扮《鄉下小姐》卻看得很高興。

這不涉及任何高檔與低俗之間的抉擇。或者，每個鑽研演技的人總有一些包袱。

六合彩

壹：古明華就要靠蘇基才被注目。

陳：同樣是演藝學院出身，十多歲，我已經認識古明華。大家都同樣捱了很多年，看見他彈出，我打從心底高興。

最後，如果古明華贏了我，我接受。我比他幸運得太多。

演戲是我興趣，也是我職業，同時令我不用擔心生活。我已經比很多人幸福。

壹：新劇跟黎耀祥合作，少不免以此作為目標吧。

陳：是天時地利人和。

上次在《紫禁驚雷》，我飾演康熙，我自問演到與別不同。無人品題。今次的《大太監》，如果我的戲份搬去第十五集，效果已經相差好遠。怎似現在顯示出陳國邦的努力與能力？

黎耀祥第一次得獎，我收到幾個短訊，都是公司同事傳給我的，大意是希望我成為下一個。有這樣一幕，夠窩心了。

壹：有妻有女，事業心不會被取代嗎？

陳：你問我滿足不滿足？我滿足。對成就與榮耀的追逐，是比以前放低了。我依然想要！

像六合彩，有錢的人想中，窮的人更加想中。單細胞生物也會選擇在最合適的環境中繁衍，何況我們是人類？怎會不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壹：一直沒意圖生育，為什麼改變計劃？

陳：我的確不喜歡現存的社會，對太多事情無能為力。簡單點解釋，我跟羅敏莊連對自己的星途也無法自控，實在不想看見下一代經歷同一樣的成長路。

地球也即將滅亡啦，仲生？太自私，只不過是為自己高興。

是年紀愈大，心態開始改變，由當初很決絕的抗拒，慢慢變成可有可無，而在未到好渴望之前，太太已經懷孕。就是這樣順其自然。

壹：羅敏莊的樂天，中和了你的冷靜吧。

陳：完全錯誤。

羅敏莊很幸運遇到陳國邦，因為陳國邦令她的人生起了重大轉變。

她在應付懷才不遇的能力上，比我差很遠。她跟陳慧琳同年出道，一齊奪得新人獎。我們剛相識時，每次談起這些經歷，她也忍不住哭。她不是大眾眼中的豁達。

反而是我的理性，使我對事業不順境處之泰然。羅敏莊欣賞我，所以願意聽取我的分析，會慢慢認同，會接受。其實是我開解了她，幫她解開了死結。

人大了，會愈來愈多衡量。行左，計較得到什麼報酬，行右，擔心損失了什麼代價。憂慮，全部是自找的。

其實，我們都應該重新想想，年輕時代的自己，重視的，究竟是怎樣的。


最高境界

根據專業電視觀眾方太 a.k.a我阿媽的寶貴意見，陳國邦在《大太監》中，是唯一一個似太監的太監。同樣需要演活不似男人的男人，古明華有突出造型相助，陳國邦則要在千篇一律的制服中突圍而出，計難度分，更勝一籌。

陳國邦說，以前流行的評核演技方法，例如不問情由叫人鬥快喊，如果他參賽，一定輸。「不過，只要你給我背景給我原因，你要我喊，我立即喊，要我笑，我立即笑。」

演技的最高境界，大概就是徹底代入角色，即使情節如何荒謬，也覺得自己合情合理。

如此推斷，今年的視帝，好應該是王征。

梁款：七一之後—咪當我老襯

信報財經新聞
P28 | 副刊-文化 | 城市筆記 | By 梁款 2003-07-07

　　七一遊行，陽光燦爛，標語迎風飄揚，其中最有親切感的，我想是這個：「咪當我老襯！」

　　「老襯」，廣東俚語，帶貶義，意指一個人愚蠢、貪心、容易被人欺騙。「老襯」一般都身型捲縮、神情呆滯、胸無點墨，但好大喜功。我對「老襯」有感覺，因為我自幼就被士多老闆和坑渠阿飛騙財騙色，一早就被同學封為「正一老襯」。

　　後來，我知道這是社會的錯。六十年代，西營盤萬物初開，不少同齡輩跟我一樣，做過「老襯」，不少也曾經在「脫襯」的路上一起用功、掙扎成長。我珍惜這段歷史，也慶幸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七一走在街上，看見五十萬件黑衣，我對自己說，今時今日，香港基本上已經沒有「老襯」。七一遊行，正是一次大家向長官宣告要尊重港人、尊重歷史，「咪當我老襯」的集體大爆發。


抗襯行動


　　七一遊行，我全程拍下錄象，回家細看，發現香港人至少在三方面反抗「老襯」。

　　一、港式姿勢　七一所見，香港人遊行，有一種無以名狀但又歷歷在目的氣派（英文所謂的 swagger）：輕搖大擺、斯文得來帶點輕狂、悲情時見到淚光、嘲笑老董時露出爛牙，在軒尼詩道扭動的屁股，徹底地目空一切。

　　香港人屁股不覊、嘴型難馴，跟香港的「老襯」歷史息息相關。我和同輩少時擺脫「老襯」，靠的是忘記上海，走向摩登，在思想和做生意的手法上，來者不拒。後來我們擁有的平治房車超英趕美，人也變得嚴重地多口、外向；去街市買菜講理性、選擇水杯和評價施政一律注重透明。陳嘉上說，港產片能夠在東南亞首屈一指，因為香港人口沒遮攔，不論打爛仔或者鬧高官，全部想到就拍。

　　這些習慣，日積月累，變成港人的人格。七一遊行，市民扶老ト幼，拖著這個不覊的人格上街，既反對二十三惡法，更本能地討厭一手拋大石、一手刮指甲的惡人。一位失明的遊行人士說，他上街是因為看不慣葉劉淑儀那副「當我是老襯」的嘴臉，正是一個由骨子裏發出的港式宣言。

　　二、港式正義　七一遊行之後，在民間流傳最多的兩個字是「感動」。第一次身歷其境的年輕朋友在百德新街暴曬三小時之後頭暈落淚，第五十次號召群眾上街的中生同僚回家之後繼續不能自持，正是那件全世界「老襯」都不會抓上身的東西—正義感。

　　什麽是正義感？不求自身功利，只講是非對錯，堅持不平則鳴。性別歧視錯、平等機會對；希特拉錯、曼特拉對；恐嚇鄭大班錯、還政於民對。正義感講的是鐵價不二的原則，和張國榮所謂的「是錯永不對，真永是真」的氣概。香港人素來貪錢，他們竟然能夠在某些重要的時刻既企硬、講原則又秉承 Lesile 的遺訓，是一個奇迹。

　　香港人走過難、做過「老襯」，對於災難和弱勢群體始終有斬不斷的關係。多年來，香港人這種無償的正義感被華東水災浸淫、借唐山地震成長、被八九民運驚醒，再經二○○三沙士重生。它一直在挫折中成長，壓力愈大，反彈力愈大。民間反對二十三條，處處碰到令人作嘔的氣焰和連梁家傑也「極度費解」的鐵壁，就更激發了例如吳志森談的那種不計成果、只求在歷史留下腳印、對下一代無愧於心的正氣，七一遊行，民眾高舉正義感上街，王丹在美國電視看見，說他摸到中國人的良心，保皇黨卻說他日樓市復甦，二十三條的民怨就會自動消失，是又一次的不懂歷史，以小人心回敬大正義，當香港人是「老襯」。

　　三、港式智慧　這次遊行，我貼近大律師的隊伍出發，在余若薇手中接過彩虹鴨嘴帽，戴在頭上，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謝。

　　這次二十三條立法，由諮詢文件出爐開始，我對大律師公會提出的七宗罪，各大報章評論版連載的萬言書，有線電視為立法會條例審議的馬拉松直播，幾乎全部細看。我覺得七一遊行比以往香港任何一次的社會運動更名副其實地造反有理。

　　七十年代末，當我還屬半個「老襯」的時候，我已經學人參加社會運動。我第一次上街，是響應葉錫恩為觀塘無牌小販申冤，我被推了去做即場翻譯。那時，我覺得自己很正氣，但坦白說，跟建制算賬的理據近乎空白。後來我們同輩辦學生報，打正招牌反資反殖，論點同樣是三號沙紙般粗糙。往後二十年，我們有幸經歷了八九民運、九一直選、九五肥彭政改方案，以及二○○三沙士災難，每一件事都要求大家少喊口號、多讀英文、努力思考、以理服人。我們老實地認識了功能團體的禍害、辯論過黃毓民的聲線、探討過社區醫療的要義。這些既包含大是大非，又牽涉技術細節的事情，「老襯」不會講，但香港人講，而且因為律師、傳媒、教師、學生和打電話到電台的的士司機的努力，愈講愈有水準。我相信「七一」五十萬人上街，有一半人是因為葉劉用眼神曲線救港，另一半人是因為余若薇、吳靄儀有根有據、直斥其非，示範了「咪當我老襯」的成熟智慧。

香港人的憤怒

　　五十萬人遊行也的確是品流複雜、各有夢想，整體上消極頑抗多過樂觀建設。但香港人不是「老襯」，董建華政府被五十萬人唾罵，因為它頂撞了香港人的歷史，侮辱了香港人不再「老襯」的心情、道德和智慧。這種憤怒，不是任何修修補補或者虛偽鞠躬所可以彌補。

　　七月九日，不願做「老襯」的人民，立法會外以心為本、據理力爭、不見不散。

社會學的應用與誤用 — 「80後」與社會運動

趙永佳、陳健民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香港亞太研究所


近年來，英、美國社會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是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用意是要社會學者走出象牙塔、回歸社會。環顧香港，呂大樂可說是最著名的公共社會學家。最近因為他介入反高鐵運動的討論，令他的曝 光率大增，也同時受到不少攻擊與批評。

一方面，他在《四代香港人》中所提出的世代差異問題，被不同持份者援引來解釋所謂「80後」年青人與反高鐵運動的關係。另一方面，他對運動参與者對議會的 衝擊提出批評。這裡我們無意介入有關運動的策略或倫理的爭論，因為這不是單靠學術討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但對於如何應用世代差異來解釋社會運動，我們覺得 有必要澄清若干與社會學研究有關的議題。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四代香港人》的「世代論」究竟與反高鐵運動有何相干？表面看來，「世代論」似乎是對「80後」年青人參與反高鐵運動「度身訂造」的解 釋。不少人在分析反高鐵運動時，都援引《四代香港人》中的觀點。例如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 也是社會學家的劉兆佳就在電視訪問中指出反高鐵抗爭其實來自年輕一代的訴求得不到年長一代的認同所產生的挫折；連並非社會學家的曾俊華也引用「世代論」， 指第四代人其實不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不應將自己的不滿以非理性手法表達。

其實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對社會運動著墨甚少，書中最直接涉及不同世代參與社會運動的問題，其實是「第三代」（P.49），他指出「倒董」運動中所謂 「三十世代」扮演重要角色。至於「80後」的第四代，他的著眼點似乎是被扭曲的成年人世界及價值觀對年青人發展的影響。到了「後記」（P.66）中，他提 到有人認為「保衛天星碼頭」的社會行動應是「二、三十世代」發聲的行動，他們自己應該將訴求講清楚。而他寫作《四代香港人》的目的卻是在重新思考第一代人 對香港的貢獻。第二代人的「原罪」不單在阻礙後來第三、第四代人的發展，也是未有好好地傳承第一代人打下的基業，把一個更開放多元、更多機會的成長環境交 給下一代。

不過作者的意圖從來也只是詮釋文本的一種方法，《四代香港人》作為一本以社會學為分析架構的作品，也應該放回在社會學中思考其意義。呂大樂師承以A.H. Halsey 與 John Goldthorpe為代表的牛津學派，其階級分析的背景源自戰後新韋伯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兩大理論陣營的共同問題其實是階級分析的核心問題— 階級形成 （class formation） 。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結構及客觀處境決定階級形成，最終階級會由一個「自存」（in-itself） 變成「自為」（for-itself） 的集體行動者。新韋伯主義者則指出階級處境只是決定階級意識與行動的其中一種因素，也有其他歷史、文化或社會因素會影響階級的形成。其中，階級流動 （class mobility）就是Goldthorpe等人在戰後集中分析的階級形成的因素。他們的研究指出戰後英國的階級結構受著階級流動經驗的影響，工人階級的 第二代享受著明顯的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直接令各個階級產生階級意識變得相對困難。

在香港的研究中，呂大樂採用了這條分析進路，以了解階級分歧對香港社會、政治帶來的影響。一方面他關注工人階級的處境；另一方面他更看到大量工人階級背景 的年青一代於戰後通過向上流動變成中產，對香港社會有深遠影響。然而，他卻不像劉兆佳等強調向上流動改善物質生活等如何帶來社會和諧，而是看到新中產階級 （包括第二、第三代）是如何在各個領域（社會公義、政制民主）中挑戰原本的社會政治結構。對於年青一代，這套分析的著眼點在於現有的主流社會制度及結構是 如何扭曲了他們的成長生態環境，也清楚指出我們這一代把我們的標準或尺度加諸年青人身上是如何窒礙了他們的成長。他關心的並不是第四代香港人能否「上 位」；卻正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上位」競爭的主流世界觀對他們的荼毒。在這一點上，個人覺得他和這次「80後」年青人的看法基本一致，他們不也是在反叛上 一代對他們的標籤嗎？他們「反高鐵」，不是要宣泄不能上位的鬱悶，而是要創造與上一代主流不同的新社會。

所以《四代香港人》的社會學意義，在於他運用社會流動這主線去理解不同世代生命經歷的差異，以致對香港社會的長遠結構性影響。但以這分析架構來理解當前的 社會運動，顯然並不充分。

所以不充分，是因為從「不滿」到「集體行動」必須經歷一個「詮釋」和「動員」的過程。即是說，人們必須對將造成內心不安的原因，歸咎於特定的對象 (如政府、功能團體和財團)，而且必須有組織和資源將這種個別的情緒和分析整合成一種集體的信念/論述，繼而策動集體行動去改變現狀。缺乏這種詮釋與動員 過程，即使生在困境的第四代人，經歷職場中種種挫折，再嚥下第二代人對他們的語文能力、工作態度的指責，而感到無力與沮喪，大可變成宅男、濫藥、排隊買 模攬枕來打發鬱悶，卻不一定會為了社會缺乏「結構性流動」就上街抗爭。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套到這裡，可以說「自存的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不會自動變成「自為的世代」 (generation for-itself) 。

相反，在同一世代動員起來的80後，不一定就能代表那一代人普遍的不滿和訴求。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可能是較一般人更有時間和機會參與一些團體或社會網絡， 接觸到對社會問題的「非主流」論述，進而形成集體信念、商討策略、籌集資源，進行抗爭。就以這次反高鐵運動的「核心」來說，是一群從天星、皇后碼頭、灣仔 舊區保育一路走過來的學者和「本土行動」的一批年青人，像何芝君、葉蔭聰、朱凱迪、陳景輝和參與苦行的年青人都不是典型的80後。這個運動的核心理念，是 批判以經濟發展至上、不惜摧毁環境、社區和其他人文價值的「發展主義」或 「中環價值」。另一方面，他們亦批判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並未真正脫離殖民地的體制和心理狀態，政府繼續行政霸道而群眾仍然慣於犬儒和依賴，因此有需要通過 抗爭來重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放在反高鐵事件上，保衛莱園村和針對功能團體都帶有這種抗衡發展主義和「解殖」的深層意義。如果硬將呂大樂《四代香港人》對 80後的論述套入這場運動的核心，認為他們就是因為工作沒出路、上不了位而進行抗爭，不單是捉錯弄神，更會引至極大反彈，因為這種 「經濟論述」正是這場運動要批判的文化心態。

那麽，《四代香港人》對80後的分析是否對理解現時年青人的抗爭毫無幫助? 動員起來的年青人是否就完全割離於他們所屬的一代? 那倒不是。從保育運動發展出來的反高鐵運動之所以被看成為「新社會運動」，不單是因為其擺脫了七、八十年代的物質(民生)之爭而轉為價值之爭，更是由於其 動員方式的轉變。以往民眾要參與社會運動，往往要參與居民組織、工會、壓力團體以至政黨。一方面這些組織對年青人缺乏吸引力，既使参加了，都會跟著馮檢 基、劉千石、張文光的脚步走而變得有組織、有策略、有進有退。今天因為互聯網的發展，通過獨立媒體和香港人網等網上平台，上述那種對資本和後殖的批判得以 在年青人中快速擴散。 而透過 Facebook 和 Twitter，年青人可以無需加入任何組織便能進行連結和動員，以「快閃」的方式參與抗爭，形成一種 「只有參與者而沒有成員」的社會運動。這種鬆散的、流動的網絡動員，令反高鐵運動的核心與整代相對冷漠的80後之間，出現了一群新生的運動參與者 --- 他們或多或少受到運動核心的一些論述的影響，但亦深感第四代人那種不安與憤怒。在反高鐵運動中，民間的 「高鐵專家組」提出政府方案「浪費公帑」的論述特別觸動一些年青人，是因為他們目睹過去經濟發展的成果並非全民共享，政府倒不如用幾百億去解決教育和貧窮 問題。這群邊沿的抗爭者所經歷的壓迫和對政治閉塞的痛恨，在沒有組織包袱的狀態下能盡情表達，亦更敢於衝擊一切的規範和制度。

因此，要將世代研究應用到社會運動的分析要份外小心。一方面要避免將整代人的困境和不滿硬套入運動的核心價值和訴求。但另一方面，因為網絡的發展令論述傳 播和動員的成本大大降低，令「不滿」更容易轉化為「集體行動」，這種世代分析對於理解一群鬆散流動的抗爭人士就變成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因為這種動員形態帶 有更強的 「即時性 」和 「情緒性 」，我們亦必須重拾舊有的「集體行為 」(collective behaviour)理論去補充當代過度強調社會運動中組織動員和論述建構的分折方法。

落區素人咪學泛民

明報
A28 | 觀點 | 周末新觀點 | By 朱凱迪 2015-02-14


讀者有沒有留意，今年在社區街頭免費替市民寫揮春的攤檔特別多？除了政黨之外，還有為數不少新成立的社區組織。年輕的「社區主任」急不及待製作「大頭照」易拉架、橫額和單張——跟進巴士服務、社區設施、巴士站上蓋損毁，一舉手一投足，跟政黨區議員九成相似。

他們很多是「雨傘一代」，佔領過後回到自己的社區，部署參與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希望能夠令民主運動遍地開花。他們當中有些人在輿論耳濡目染下，對泛民政黨沒有好感， 「民主派30 年來一事無成」是口頭禪。弔詭之處是，當他們自己走進社區以至計劃參選區議會時，卻迅速地把自己複製成跟批評對象一樣的人——一個沒有稜角、能討好最多人的「政治商品」，賣點是年輕和靚仔∕女。他們也學會了建制和泛民的協調遊戲，內定誰在哪個選區出戰。

多了支持民主運動的人願意從事被視為「厭惡性工作」的社區主任崗位，多了人願意參選，無論如何都不是壞事。只是，如果可以要求高一點的話，我期望「雨傘一代」在落區時能夠反省香港地區政治的制度問題（譬如區議會作為港英殖民政府「無實權民主櫥窗」的淵源）；在批評泛民時也要講清楚是在批評什麼（譬如泛民主派以「朝七晚十一」的好社工形象「為民請命」，民眾長期缺乏投票以外的社區民主參與）；最終提出並實踐組織創新，補足甚至顛覆泛民主派落後於形勢的政治操作。

香港市民過去只懂要求政府「還政於民」，爭取「代議民主制度」；近年我們和世界各地民主國家的民眾一樣，對脫離民眾的政黨政治感到不滿，也開始要求政黨「還政於民」。佔領運動中的「拆大台」行動，背後雖然有本土右翼網絡策動，民眾和應的情緒倒是真切的。「拆大台」情緒的答案不應是反組織，這只會令陰謀政治當道，民眾再不能團結一致。我們需要的，是以民主的方式重建組織，讓民眾有真正的參與，這應該是後雨傘時代「更新」香港反對政治的重點，也是落區雨傘一代可以擔起的任務。

做一個西班牙的夢

西班牙的左翼政治運動Podemos（ 「我哋得嘅」）的「還政於民」組織經驗很值得雨傘一代借鏡。Podemos 的組織主要以「地區圈子」（circle）為基礎，小至一條村一個屋苑，大至一個像沙田大埔的區。每一個圈子最少由5 個人開始發起，首先認識社區並製作「社區需要地圖」，然後從最小的工作開始做：知道有幾家人冬天沒厚衣服穿，就想辦法請有能力的人捐衣服。這類自發社區互助工作累積的同時，參與的人也會累積，討論和處理的問題也會愈來愈廣闊和複雜。圈子的運作完全透明公開，只要認同基本信念就可參與，當圈子壯大至有能力在選舉中競爭，圈子可以決定是否參與選舉及派出何人參選。

幾千個這樣的基層民主圈子加起來，Podemos 一年下來已成為西班牙其中一個最大的政治組織，並有可能勝出今年的大選，上台執政。香港不是西班牙，但雨傘一代最可貴的是創新和理想，我們在沙田做一個西班牙的夢，有何不可？

與社區居民一起組織有理念、有民主和有能量的「社區圈子」，推動社區共享創新，不是比起自封「社區主任」，推銷個人重要得多，也有趣得多嗎？假設我們在上水或屯門形成了數以千人的大圈子，我們可以把水貨客問題放到圈子討論，之後再投票選出最適切的應對方法；我們也可以給自己清晰的目標：當一個選區儲滿500 個圈子成員後，我們才會派人參選區議會。這樣的話，就算輸了，圈子也會繼續留下來。

殺入利東建屋邨根據地「乳鴿雙星」當選全靠師奶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獨眼新聞 | 獨眼新聞 | By 紀曉風

老紀訪問兩位一舉為民主黨攻下利東邨的新晉區議員羅健熙和區諾軒，他們指雖然泛民地區資源匱乏，但並非無可作為。老紀綜觀兩人成功之道，在於一佔地利、二勝策略、三贏全職、四在多現身、五則強於搶攻區內主婦鐵票。

位於南區的利東邨，依山而建；老紀坐巴士緩緩而上，有如林行止先生昨天大作所言，如同攀梯式登月。

利東邨共八座，有7300 戶，居民人口逾25000 人；邨內分為兩個選區，分別是利東（一）和利東（二），一向都是街坊派盤據。去屆的區議員分別是張少強和黃志毅，所屬政治聯繫分別是新界社團聯會和公屋聯會。

今年才27 歲的羅健熙，四年前挑戰當區區議員，結果以27 票之差落敗。「其實都預咗，當時還年輕，就用兩屆時間試試」，他是甘乃威的議員助理，甘在利東邨開設議員辦，交給羅健熙。羅其後又認識比他少三歲的區諾軒，結果二人成了「利東雙星」。羅健熙坦言，議員辦事處就像革命根據地，有地方才好辦事；其次是應對落區作針對性部署， 「其實個個黨都咁打，你有個五六十歲老議員，我一定派個後生嘅、專業嘅落嚟」。熙仔所言甚是，老紀就見民主黨派出港島支部主席、58 歲的李建賢出選灣仔愛群，挑戰當區民建聯65 歲的鄭琴淵，但李生一頭白髮，看上去還較鄭成熟，結果都慘輸逾800 票而回。

另外兩大重點就是全職和要多現身。老紀和熙仔、軒仔暢談期間，分別有十個街坊走入辦事處：一個做長者證，一個投訴樓下公廁廁紙桶壞掉，三位師奶趁放學時段打躉，傾談話題和政治完全無關，還有三位大談點票時得知羅健熙勝出一刻的喜悅，另外兩位就是走進來恭喜他倆： 「阿熙、阿諾，恭喜晒！」其中一位師奶和老紀講，居民希望區議員是「街坊一入來推門，就能見到你」；羅健熙亦指街坊很需要知道區議員工作情況，所以他一有資源和時間，都會印製圖文並茂、色彩鮮艷、字體甚大的工作報告， 「perception is reality，街坊一定知」，老紀又想起，失去山頂議席的陳淑莊，出席now 新聞主辦的選舉論壇時，就被對手陳浩濂質疑「三沒有」：沒有09 至11 年工作報告、沒有區議會議題展板、網頁內沒有區議會工作紀錄，更乘勢批評她「醉心立法會工作，沒有熱心盡責參與地區服務」。

師奶洗樓助何俊仁贏回議席民主黨今屆派出的「明星」，空降落區參選全敗，擁有較高知名度的李永達和黃成智俱連任失敗，黨主席何俊仁最終保住樂翠選區一席，他當選後承認，全靠新界西的師奶「撲出嚟幫手洗樓，先至保得住佢無被人推冧」，羅健熙和區諾軒談起師奶的「貢獻」時，亦點頭稱是， 「師奶絕對不能看輕，她們的傳遞能力很高，不但可動員自己家人投票支持，更重要是一傳三、三傳六來宣傳你；所以你做得好，她們會向其他推薦」，老紀聽過這麼的故事，一對在利東邨生活的夫婦，上周六離港遊玩，到周日趕急乘船返港，希望投下支持羅健熙的一票。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昨天撰文，談及今屆區選所謂「泛民大敗」的現象，他指所謂「明星」如李永達、單仲偕、黃碧雲、黃成智勝出，但如羅健熙、區諾軒等輸掉，民主黨的議席仍是一樣，但各方對選舉結果的詮釋卻很不同。馬嶽認為「乳鴿黨」成功搶灘， 「起碼反映了社區福利主義沒有完全戰勝，基層選民不是完全看派福利投票的。這些年輕參政者，是透過長期投身社區和建制派『鬥做』而成功的。有扎實的地區工作，才能替政團建立群眾基礎」。

羅健熙和區諾軒不約而同承認，他們不願做所謂「蛇齋餅糭」工作，但有時也要礙於形勢， 「人地派十次，我地派一兩次囉，反正啲月餅是有人送的；其實街坊不是貪你個月餅，是一份心意，他又不想去對家（不喜歡的政團）攞，你給他是最好不過」，區諾軒補充，他認為區議會不只是「蛇齋餅糭」，或是一些關心街坊行動，更重要是充分發揮「地區議政」能量， 「建制派通常只做好頭兩項，但地區議題則做不好，這其實對街坊不是真正好」。

鴨脷洲既有公屋邨，又有大型私人屋苑；外間以為公屋居民才會要求多多，中產屋苑如貝沙灣、海怡半島發展甚佳，應不須區議員幫忙。羅健熙就指其實不然，海怡也有交通問題，而華富的民主黨區議員（柴文瀚）也會和薄扶林的公民黨（司馬文）議員商討合作。莫以為區議會選區小，對立法會選情幫助不大， 「08 年立法會選舉，甘乃威在港島只有幾個區總得票高於全港島其他地方，利東便是其中之一」，乳鴿黨今年取得民主黨內近兩成議席，羅和區都相信，更有助黨內年輕化，「社民連都好畀後生一齊玩（加入行委會），民主黨最近一屆中委亦有唔少新人，今次選舉結果相信會讓更多新人加入」，訪問末段，羅健熙仍準備參加社福界選委選舉，區諾軒又準備循區議會界別出戰選委， 「其實，我地都預咗選唔到……」。

走路是一種修行。

飲食男女
ET106-108 | Food Lovers | 綠色生活 2015-01-23





走路是一種修行。






身上不帶一毛錢，由大埔出發到梅窩，可行麼？這個儼如天方夜譚的狂想，有人真的實踐了──去年尾聖誕假期，Ling和外籍丈夫Tomas，抱著八個月大的女兒Julia，就這麼由大埔林村的家作起點，只帶手機、少量清水跟食物，單靠步行和搭順風車，不費分文地抵達梅窩！

這個近乎行為藝術的生活實驗，最後平安無恙地完成，但過程也有點波折：平安夜當天早上九時，三口子先由林村走到梧桐寨，然後登上大帽山，一直沿山路行到城門水塘，步行整整七個小時，才由大埔走到荃灣鄉郊。光是想像這段山路，已經揑一把冷汗……「沒甚麼，我們放輕鬆地走，慢慢的，在山上還不時把鞋脫掉，赤腳行哩。」Ling說來輕描淡寫。

真正要命的考驗，無關體力，反而是截順風車：接近黃昏時分，他們來到城門水塘，開始體力不支，決定搭便車出市區，然後噩夢來了──在和宜合道馬路邊伸手截車，等了超過兩小時，數之不盡的私家車飆過，卻無一位司機停下。當時路上不少行山客，有人以為Ling一家鬧著玩，更多人向他們投以奇異眼光：巴士站不就在隔籬，幹嗎截順風車?!亦有好心人以為他們人生路不熟，禁不住開口：「香港唔興hitchhike（截順風車）喎！」但她依然沉住氣，繼續站在路邊伸手，豎起拇指。最終，一輛的士駛過來。「上車後惟有跟司機解釋，我們正在冒險，身上沒錢，要到碼頭坐船入梅窩。」本來打定輸數的Ling，結果大吃一驚：「司機爽快地說：我要交更，不能直接載到碼頭，但可以帶你們去地鐵站！」

下車前，他掏出一疊廿元鈔票塞給Ling；「待會坐船也得付錢啊。」就這樣，一家人完成創舉，由林村來到相隔老遠的梅窩。到埗後，繼續貫徹不花錢遊歷：出發前于網上找到招待背包客的「沙發旅行」(couch surfing)宿主，免費寄居對方家中，在島上遊玩幾天才返家。你大概好奇：這樣步行遠徵為了甚麼？難道純粹冒險？觸發Ling進行走路實驗的，是一位知名的印度社運先鋒Dr. Satish Kumar，以及他為人津津樂道的傳奇：六十年代，僅得20歲的Kumar，為表達反核訴求，孑然上路，由印度步行超過12,000公里，跨過幾大洲，到達莫斯科、巴黎、倫敦及華盛頓，將一袋袋「和平茶包」送給四個城市的領袖；請求當權者在發展核武前，先喝一杯茶，考慮清楚對生靈的破壞。

Ling補充，當年Kumar博士的毅行非常嚴厲，「他不但沒帶金錢，亦堅持單靠陌生人提供的蔬菜水果當糧食，全程不坐車，完全是苦行啊。」半個世紀前，Kumar因為追求和平，踏遍地球；今日Ling跟丈夫女兒嘗試效法，目的沒那麼巨大，而是回歸一種關乎人、關乎自然的修行。「我想用這方法告訴人們：支持生命的不是金錢，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關愛。」今次經歷，直讓她大為鼓舞，對這城有了新的看法：「大家都說香港人冷漠，但沿路上主動幫忙，甚至願意給我們金錢資助的人也不少；反而有些看來思想開明的外國人，狠罵我們這樣無聊和危險。」而這短短的旅程，只屬一次練習和預演；終極目標是到內地去，步行走訪不同生態村和少數民族，用雙腳去認識世界。

倘若時光倒流，五年前的Ling，大概怎也猜不透，有天會脫下鞋子，以走路去回應世界。她在廣州出生和長大，就像一般少女，有一點憂鬱，總覺跟別人格格不入，卻說不出由來。直到二十歲那年，離鄉別井到法國讀書，馬上得到解放；課餘遊歷歐洲各地，並到非洲烏幹達當義工，照料野生動物，發覺自己愛煞大自然，不願待在鋼筋城市。影響她最深遠的，是大學畢業後到英國報讀Holistic Science（全人科學）：探討身心靈價值、環境可持續發展等議題，全球只得舒馬克學院（Schumacher College）開辦。那是一所自然學校，有自家農場和各種設施，校園就如小社區，同學老師下課後，會分工合作洗衫做菜；而創校人之一，正是當年苦行反核的印度學者Satish Kumar。

Ling記得，發現這課程時心情激動，不顧一切寫信給學院負責人：我沒錢交學費，但實在很想很想來讀書！未幾學院給她回覆：我們跟香港一家環保組織時有合作，你要不要試試申請他們的獎學金？結果，她順利取得入學資格，幾乎每一課也打開眼界和腦袋；意外收穫是遇上來自捷克、在學院當義工的年輕廚子Tomas，並結為夫婦。去年初Ling修畢課程，本計劃離開英國，仿效Kumar博士，跟丈夫到內地展開漫長的步行之旅──可是未幾發現懷有身孕，碰巧同時獲香港一家環保機構聘用，有機會來港工作；思前想後，二人決定暫時擱置遠行，生下女兒Julia再作打算。來港生活後，Ling搬進大埔林村，每星期也走入山區，或露營或散步，大大訝異于香港郊野的「天然」：「以前常在英國登山，去的都是國家公園，卻從沒見過像這裡的，野生動物這麼多，城門水塘令我想起非洲！」Tomas點點頭：「就算在捷克鄉郊，也不易動輒看見野豬、水牛和猴子，還有大量小鳥蟲子，都是非常珍貴的禮物。」

漸漸地，「步行」成為一家三口的日常，因為兩夫婦相信，走路如生命，從不停頓，永遠流動：「步行時一面向前，一面感受到陽光、風吹，周遭的景色也是活的。」而每走一回，總有新鮮發現：誰家婆婆自己種菜，哪處有可口豆花，日落時哪裡遍地暖黃好漂亮……最經典例子，是有一回兩口子吵架，Tomas一氣之下離家，在林村附近樹林亂逛一通，入夜後氣消了，卻發覺迷路。由於生怕遇上蛇，他整夜躲在大石上，不敢亂動：「後來天全黑，開始有螢火蟲飛過來，那場面很奇幻，像童話！我頓時感到無比安全，慢慢更睡著了。這就是大自然的威力。」

Ling坦言，現時雖有穩定工作和收入，但每天困在辦公室，只覺窒息；她希望儘快完成工作，回內地長期步行──因為沒了金錢隨身，就不會受世俗價值綑綁，可以好好的活在當下，跟這世界一起流動。「尤其當你赤腳的走，身體直接在親吻土地，同時被土地親吻。」他們正習慣穿著一種特製的「五指鞋」，為將來赤足走路作好準備：「這樣踏足大地，那些瘀塞了的感官，就會慢慢打開。」如此一個廿五歲女孩，由廣州、英國到香港，轉眼就要回到中國，去體驗更多未知的可能。這旅程本身，已是一場靈巧而精彩的流動。

步行分享會Ling將在林村舉行分享會，訴說去年末步行到梅窩的經驗，以及作為環保媽媽的生活態度。 日期：二月（日子待定）地點：大埔林村查詢及報名電郵：vivian-libg@hotmail.com

梁款：告別新中年

　　我教書。我日常的工作，是向年輕人指點，間中說些發人深省的勵志話。最近我愈來愈不安。我嘴硬，指點我在行，但勵志要講心情，勵人的自己要有鬥志。對不起，我相信我已經沒有什麽鬥志。

　　「失去鬥志」的人很容易辨認︰在工作上只顧防炒，在球場上一味橫傳，在課堂上全程念書。「失去鬥志」有個醫學名稱叫做 burn-out，五四詩人會翻譯成「油盡燈滅」，街坊粗人會翻譯成「乾」、「枯」、「殘」、「摺」、「謝」……。

一個人為什麽會「謝」？

　　最直接的答案，當然是人到中年，荷爾蒙分泌失調，生理走樣，人自然就「謝」。

　　我承認，我的生理一早已經走樣。但身邊的朋友，不論大眼、細眼、長髮、光頭、男人、女人，個個都在勤練呻吟，頻說無心無力，無志可勵，這可是一個集體的警號。

　　我想一切要由回歸說起。

新中年，信自己

　　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回歸四年前夕，大部分香港人對經濟環境、特區管治和個人前途，憂多過喜。回歸後的社會令人愁，是事實。它令某一些人，例如我和我那光頭、大眼的男性朋友特別愁，這值得深究。這些人，幾年前曾經風光得意，報刊專欄甚至替他們起了一個外號叫做「香港新中年」。「新中年」有名有姓（最喜歡叫港生），有頭有面（身居要職，生財有道，出書辦報搞烽煙），大部分見過風浪（暴動、放洋、八九民運），小部分常講理想（愛國，更加愛港）。他們曾經被人追捧，將香港過去最風光得意的事，黏在他們身上。他們本身又是香港成功故事的撰稿人，將本來充滿意外的歷史，寫成一個「同舟共濟」、「我們是這樣長大的」的催淚故事。在這個故事裏，香港人有鬥志、有「食力」、有許冠傑、周潤發、有開放政府、有「民主歌星獻中華」。而「新中年」就是這個故事的一個會行的典範。在回歸前，這個故事講完又講，信得最入肉的是「新中年」自己。

新中年的雙重危機

　　四年之後，我和我身邊的新中年迅速變成人乾，原因有兩個︰

　　1香港根本就毫不成功。新中年一向喜歡講危機。但回歸前他們主力「研究」危機，專門探討諸如「工業轉型底下中年女工的出路」的問題。回歸後，新中年轉行「體驗」危機，生活字典裏開始出現裁員、失業、彈性工作這些怪字，以前熟讀馬克思關於「資本家剝削工人」、「市場壓抑人性」等分析，今天第一次身同感受。他們第一次見到，他們心愛的香港其實經濟建於浮沙，人心反轉豬肚。

　　2香港的故事一早就說錯了。他們誤信香港跟現代文明有個約會，幾許風雨之後，香港人會是一個既懂生財，又講道義，還會隔三五年就改選一個行政長官的文明族群。但中年人的悲劇是，他們慢慢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回歸四年後中年人的雙重悲劇是，他們知道這些不如意的事–例如政治封閉、警權坐大、全球化擴張–是無力改寫的。

　　新中年無會籍，他們可以團結，甚至他們的存在，全靠一個大家互拍心口的故事。當這個故事證實純屬虛構，甚至是妄想，這個打擊，就好像一個少爺忽然發現自己原來只是大家該拾回來的養子，在塵世間可有可無，他會發覺無法向自己的身份交代，更無心情向他人勵志。聽到人說「香港一定得」，他們只懂打冷顫。

　　面對重重打擊，新中年發明了不少偷生存世之道。首先是收起黃色笑話，多講黑色笑話。我的大眼朋友梁世榮寫稿呼籲新中年先集體燒烤，再集體燒炭自盡，是近期最悲壯的笑話。第二條路，我的長毛朋友馬傑偉有話講︰他叫大家忘記香港新中年大部分有心無力、無心無力；大家不如多點回歸（！）生活中最卑微的樂趣，效法古人金聖歎，或見蜜蜂飛，或見風箏斷，或者被狗咬，一律學會由心裏喊出「不亦快哉」。第三條路，我的失散同學盧子健寫回歸時提出，他說廢話不如不說，與其指指點點，不如緊守崗位，做點實事。

告別新中年，尋找新人類

　　由煙花變成蠟燭，過活多過生活，這大概就是今天香港新中年的寫照。新中年作為一個個體，作為醫生、律師、老師、公務員、小商人，會繼續生存、營役，間中還會有點小建樹。作為一個文化象徵，作為香港道德的招牌，作為香港故事的撰稿員，正如林奕華所說，Our days are numbered。香港新中年不再自豪，笑話不再好笑，有心無力，自行消亡，這畢竟是回歸四年一個鮮為人知的悲劇。

　　四年前，我在報章登過尋人啟示，想尋找一些自覺正氣，又肯在社會政治事項上進取的新中年，站出來跟大家打個照面。這份賞金，至今紋風不動。

　　在此，我願再出啟示–尋人︰出生年份七字頭，看漫畫一目十行，寫字鐵畫銀勾、自覺行為不檢，對回歸四年不吐不快，對回歸五年有所憧憬，夠膽用頭殼衝擊政治封閉、警權坐大和全球化擴張。

　　 拾獲，厚酬。

　　新人類，下一期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