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書店
新書一到 就知誰會來買
記者：馬老闆，可否先分享你在八十年代開設曙光書店的經歷？
馬：我開書店完全是無心插柳的奇妙經歷。1977年，當時我是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會長，為了印製刊物籌募經費，我們決定搞一次書展。我從書本上抄下出版社的地址，寫信請他們以折扣價格提供書給我們。結果我收到四五封出版社的回信，而他們出版的都是學術上最尖端先鋒的書。結果我們的書展大受歡迎，許多客人感到驚奇，問我們怎可訂到這些書？丘世文（《號外》創辦人之一）也是從當時開始常常光顧我們的擁躉。結果我便搞上癮，在1984年開了一間書店，叫作「曙光」。
曙光書店曾有一段光輝的時間。每年營業額都有所增長，最高可達150萬。尤其是1989年後，書店多了一班關心社會政治的大專生，常常上來打書釘。加上當時西方又剛好出現新一波的學術思潮，年輕的大專講師總是定時來書店打書釘，買新書。我對這班人的口味都很熟悉，所以一有什麼新書，都可數到有誰一定會買，我猜得很中的！所以我做得很開心，對工作有滿足感。
李：相比起馬老闆的年代，現在開實體書店就難得多了。在七十年代，讀者唯有逛書店才可買到新書。但現在於Amazon你甚至可預訂一本未出版的書。不過逛書店是一種不同的經驗，因為你會在找書的過程中，意外發現一些有趣的書本。序言書室在2007年開業，有點像繼承曙光書店的使命（曙光於2006年結業）。2007年剛好是回歸十周年，有很多香港研究的書籍出版，如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曾掀起一陣熱潮；而且，當社會出現重大社運時，我們的客人特別多，比如說08年金融海嘯後，馬克思主義左翼理論回潮，許多人上來找相關書本。另外因近年大專文化研究科目的新興，也造成年輕人對西方思潮的興趣，如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理論等書籍。
序言書室
記者：馬老闆，可否先分享你在八十年代開設曙光書店的經歷？
馬：我開書店完全是無心插柳的奇妙經歷。1977年，當時我是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的會長，為了印製刊物籌募經費，我們決定搞一次書展。我從書本上抄下出版社的地址，寫信請他們以折扣價格提供書給我們。結果我收到四五封出版社的回信，而他們出版的都是學術上最尖端先鋒的書。結果我們的書展大受歡迎，許多客人感到驚奇，問我們怎可訂到這些書？丘世文（《號外》創辦人之一）也是從當時開始常常光顧我們的擁躉。結果我便搞上癮，在1984年開了一間書店，叫作「曙光」。
曙光書店曾有一段光輝的時間。每年營業額都有所增長，最高可達150萬。尤其是1989年後，書店多了一班關心社會政治的大專生，常常上來打書釘。加上當時西方又剛好出現新一波的學術思潮，年輕的大專講師總是定時來書店打書釘，買新書。我對這班人的口味都很熟悉，所以一有什麼新書，都可數到有誰一定會買，我猜得很中的！所以我做得很開心，對工作有滿足感。
李：相比起馬老闆的年代，現在開實體書店就難得多了。在七十年代，讀者唯有逛書店才可買到新書。但現在於Amazon你甚至可預訂一本未出版的書。不過逛書店是一種不同的經驗，因為你會在找書的過程中，意外發現一些有趣的書本。序言書室在2007年開業，有點像繼承曙光書店的使命（曙光於2006年結業）。2007年剛好是回歸十周年，有很多香港研究的書籍出版，如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曾掀起一陣熱潮；而且，當社會出現重大社運時，我們的客人特別多，比如說08年金融海嘯後，馬克思主義左翼理論回潮，許多人上來找相關書本。另外因近年大專文化研究科目的新興，也造成年輕人對西方思潮的興趣，如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理論等書籍。
序言書室
大書店也不敵貴租
記者：葉小姐，商務印書館作為一家大型連鎖集團式書店，看似比獨立書店在經營上遇到較少困難。你認同這說法嗎？
葉：其實租金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大挑戰，所以通常在商場開新店，問我們要什麼舖位，我會問你們有幾層？我要最高那層便可以！（笑）無謂因抵受不住貴租而逐層逐層向上搬。另外，我們也要按期找數給發行商，因為我們有很多員工，要出糧給伙計，所以每種書的入貨數量需拿揑謹慎，因為我們得對員工和他們的家人負責啊！其實我們跟獨立書店一樣，面對租金、難請人等問題……我認為我們不應處於對立的位置，因為無論一間書店多大，也不可能涵蓋所有書本。我們各有各的空間、各有各的呈現手法吧，與其說是對立，我覺得我們更像是互補。
暢銷書「滯銷」
馬：我曾確切體會過連鎖書店對我們造成的壓力。記得在灣仔的三聯開張前，每逢中午時間，曙光和青文都會有二三十個客來看書；三聯開張後，中午時分我們這裏就冷清得多了。我也有去三聯觀察，發現當時他們的經營手法相當先進，他們把新出暢銷的書排列成一座小山催谷！這種手法小書店怎能學？不過，我們所走的路向不同──我們不賣暢銷書，暢銷書哪裏也有，哪輪到我去賣？我也曾訂過一本The Lord of the Rings，結果等到七八年後，才有人走來問書，但紙頁都發黃了……
打折才買書？
葉：對，其實大家各賣各的，沒什麼問題。有一段時期，一些二樓書店如榆林、樂文打折打得很厲害。這其實對他們的經營造成很大打擊，他們購書可能以六折的價格買入，以七折售出，只賺百分之十，怎可維持基本的營運？
李：不過，我小時候會逛二樓書店也是因為折扣，不然也不會特地爬幾層樓去買書。我想，如果他們不減價，可能很快便倒閉了。而且他們為什麼要減呢？因為你們（商務）也減嘛！樂文見商務減，樂文也減……
葉：其實我們不傾向讓讀者養成要打折才買書的習慣，所以我們只是每年春、秋季間才減價。
馬：在英國有這樣的政策：書店一定要跟着出版社的定價來賣，不可增減。這個法例其實用作保障小書店，因為大集團較有能力向出版社壓價，所以賣得比小書店便宜。但香港的書店生態卻剛好相反：小書店長年八折，大書店卻不常減價，這是香港書業怪現象。我很能體會到小書局經營的難處，因為每本書都必須真金白銀的入貨，雖然有六十或九十天的帳期，到時到候要找數。但每一本賣不出的書，等於把資金鎖住，所以資金周轉對小書店來說是最困難的。有時情願把書十元三本的平賣出去，也比囤積在店裏好。
不止是書店
記者：在這時代，面對電子出版的挑戰，書店應否思考自己的角色以加強自己的競爭力──比如說轉型成一個涵蓋多重意義的文化場所？
李：「序言」一向不止是書店，我們一直有舉辦講座和讀書會。但這是因為我們開書店的宗旨是推廣學術文化，所以在書店裏搞文化活動也順理成章。但這會是書店的一條出路嗎？我也不太肯定。雖然搞活動可當作一種建立書店形象的宣傳，但會買書的活動參加者不多，對書店的實際收益不大。我們的初衷是推動學術文化，如果我們同時搞cafe，賣周邊產品，那我們是在推廣一種文化氛圍，還是真的推動文化呢？我們對自己訂下一條底線──就算我們賺到錢，但若與我們辦書店的初衷偏離，那我們寧願不再搞書店。
馬：我覺得，所謂「書店的出路」其實不是一個真問題。八九六四之後，曙光多了一班關心社會政治的新讀者。本來政治書是冷門書，但當年，政治書的銷量大大增加。所以我想，書店其實是為社會而存在的。正如Daniel（李達寧）所說，社運期間都會多了一批新的讀者。所以書店就是為了配合社會情况而存在，當社會大眾渴望在思想上尋找一條出路時，書店便承擔着這樣的責任。
葉：所以我們有時會笑說自己是社企嘛……我們相信書本跟知識和生活息息相關。以前我們強調知識改變命運，現在我想知識就是讓我們生活得明白多一點。書店應扮演這樣的角色。
李：社運、知識、書店——三者是相輔相成的，愈多人來買書，就愈多人發表意見、寫新文章，這樣知識的普及程度才會提升。書店作為這個城市知識生產的其中一環，要有人繼續買書、講書，才能建立論述。
記者：葉小姐，商務印書館作為一家大型連鎖集團式書店，看似比獨立書店在經營上遇到較少困難。你認同這說法嗎？
葉：其實租金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大挑戰，所以通常在商場開新店，問我們要什麼舖位，我會問你們有幾層？我要最高那層便可以！（笑）無謂因抵受不住貴租而逐層逐層向上搬。另外，我們也要按期找數給發行商，因為我們有很多員工，要出糧給伙計，所以每種書的入貨數量需拿揑謹慎，因為我們得對員工和他們的家人負責啊！其實我們跟獨立書店一樣，面對租金、難請人等問題……我認為我們不應處於對立的位置，因為無論一間書店多大，也不可能涵蓋所有書本。我們各有各的空間、各有各的呈現手法吧，與其說是對立，我覺得我們更像是互補。
暢銷書「滯銷」
馬：我曾確切體會過連鎖書店對我們造成的壓力。記得在灣仔的三聯開張前，每逢中午時間，曙光和青文都會有二三十個客來看書；三聯開張後，中午時分我們這裏就冷清得多了。我也有去三聯觀察，發現當時他們的經營手法相當先進，他們把新出暢銷的書排列成一座小山催谷！這種手法小書店怎能學？不過，我們所走的路向不同──我們不賣暢銷書，暢銷書哪裏也有，哪輪到我去賣？我也曾訂過一本The Lord of the Rings，結果等到七八年後，才有人走來問書，但紙頁都發黃了……
打折才買書？
葉：對，其實大家各賣各的，沒什麼問題。有一段時期，一些二樓書店如榆林、樂文打折打得很厲害。這其實對他們的經營造成很大打擊，他們購書可能以六折的價格買入，以七折售出，只賺百分之十，怎可維持基本的營運？
李：不過，我小時候會逛二樓書店也是因為折扣，不然也不會特地爬幾層樓去買書。我想，如果他們不減價，可能很快便倒閉了。而且他們為什麼要減呢？因為你們（商務）也減嘛！樂文見商務減，樂文也減……
葉：其實我們不傾向讓讀者養成要打折才買書的習慣，所以我們只是每年春、秋季間才減價。
馬：在英國有這樣的政策：書店一定要跟着出版社的定價來賣，不可增減。這個法例其實用作保障小書店，因為大集團較有能力向出版社壓價，所以賣得比小書店便宜。但香港的書店生態卻剛好相反：小書店長年八折，大書店卻不常減價，這是香港書業怪現象。我很能體會到小書局經營的難處，因為每本書都必須真金白銀的入貨，雖然有六十或九十天的帳期，到時到候要找數。但每一本賣不出的書，等於把資金鎖住，所以資金周轉對小書店來說是最困難的。有時情願把書十元三本的平賣出去，也比囤積在店裏好。
不止是書店
記者：在這時代，面對電子出版的挑戰，書店應否思考自己的角色以加強自己的競爭力──比如說轉型成一個涵蓋多重意義的文化場所？
李：「序言」一向不止是書店，我們一直有舉辦講座和讀書會。但這是因為我們開書店的宗旨是推廣學術文化，所以在書店裏搞文化活動也順理成章。但這會是書店的一條出路嗎？我也不太肯定。雖然搞活動可當作一種建立書店形象的宣傳，但會買書的活動參加者不多，對書店的實際收益不大。我們的初衷是推動學術文化，如果我們同時搞cafe，賣周邊產品，那我們是在推廣一種文化氛圍，還是真的推動文化呢？我們對自己訂下一條底線──就算我們賺到錢，但若與我們辦書店的初衷偏離，那我們寧願不再搞書店。
馬：我覺得，所謂「書店的出路」其實不是一個真問題。八九六四之後，曙光多了一班關心社會政治的新讀者。本來政治書是冷門書，但當年，政治書的銷量大大增加。所以我想，書店其實是為社會而存在的。正如Daniel（李達寧）所說，社運期間都會多了一批新的讀者。所以書店就是為了配合社會情况而存在，當社會大眾渴望在思想上尋找一條出路時，書店便承擔着這樣的責任。
葉：所以我們有時會笑說自己是社企嘛……我們相信書本跟知識和生活息息相關。以前我們強調知識改變命運，現在我想知識就是讓我們生活得明白多一點。書店應扮演這樣的角色。
李：社運、知識、書店——三者是相輔相成的，愈多人來買書，就愈多人發表意見、寫新文章，這樣知識的普及程度才會提升。書店作為這個城市知識生產的其中一環，要有人繼續買書、講書，才能建立論述。
其實不應慘淡經營
記者：但是香港書店的慘淡經營似乎難以避免？
馬：其實香港有七百萬人口，而且人口集中，所以我們其實不應慘淡經營的。
葉：我們慘淡，是因為租金、人工等成本的增幅比我們銷售所得的快和大。
馬：還有就是閱讀的大環境……當年我為書店入科普書，一直也滯銷，對科學知識不重視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我覺得書店經營的困難某程度上也反映香港社會整體的問題。為什麼丘世文過身後、沒有第二個丘世文出現？專業人士有這樣的金錢、空間、時間，可以因興趣讀很多不同類型的書，但為什麼沒有另外一個像他一樣的讀者？
葉：對。現在讀者對書本的認真似乎比八九十年代間弱。以前要說服別人，要先讀很多本書充實自己，現在好像聲大夾惡的便會着數一點。希望大家還可回到書本，在知識方面加強一點吧。
受訪者profile
李達寧（李）
獨立書店序言書室和實現會社的老闆，前者2007年開始營業，後者則是2011年。
馬國明（馬）
前英文學術書店「曙光」老闆，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任兼職講師，著有《歐洲12國16天遊》、《班雅明》、《路邊政治經濟學》等。
葉佩珠（葉）
商務印書館董事總經理，1994年入行。
文：吳世寧
圖：林俊源、資料圖片、受訪者提供
記者：但是香港書店的慘淡經營似乎難以避免？
馬：其實香港有七百萬人口，而且人口集中，所以我們其實不應慘淡經營的。
葉：我們慘淡，是因為租金、人工等成本的增幅比我們銷售所得的快和大。
馬：還有就是閱讀的大環境……當年我為書店入科普書，一直也滯銷，對科學知識不重視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我覺得書店經營的困難某程度上也反映香港社會整體的問題。為什麼丘世文過身後、沒有第二個丘世文出現？專業人士有這樣的金錢、空間、時間，可以因興趣讀很多不同類型的書，但為什麼沒有另外一個像他一樣的讀者？
葉：對。現在讀者對書本的認真似乎比八九十年代間弱。以前要說服別人，要先讀很多本書充實自己，現在好像聲大夾惡的便會着數一點。希望大家還可回到書本，在知識方面加強一點吧。
受訪者profile
李達寧（李）
獨立書店序言書室和實現會社的老闆，前者2007年開始營業，後者則是2011年。
馬國明（馬）
前英文學術書店「曙光」老闆，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任兼職講師，著有《歐洲12國16天遊》、《班雅明》、《路邊政治經濟學》等。
葉佩珠（葉）
商務印書館董事總經理，1994年入行。
文：吳世寧
圖：林俊源、資料圖片、受訪者提供
編輯﹕林韻兒
